孝文化的文献综述与孝观念的调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的成年子女照顾者成为老年人照顾领域备受关注的群体。笔者通过对2006年深圳高龄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尽管我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遵从孝道规范对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而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孝道观念存在一些差异。     

传统“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孝文化”享有极高的地位,所谓“孝为百行之本,百善之先”,“孝文化”的经典著作——《孝经》甚至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于不孝”。在封建社会,“孝行”一度无限扩大,不仅包括子女对父母所做的一切,而且还涵盖了子女的全部行为,要求“光宗耀祖”,于是,“孝”成了子女们的沉重心理包袱,窒息了子女们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种“‘无违’即孝”,“父为子纲”,“子不言父之过”,“子为父隐”,“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等“孝道”,无疑是与当代社会进步潮流相背离的。     

韩国家庭养老能走多远?

家庭照顾老人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这一传 统影响到韩国,形成韩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千百年来不变。但是,近３０年来,韩国经历了经济、社会、家庭结构转型和人口老化的历史性变迁,家庭关系也经历了以家长制和男尊女卑为特征的家庭向现代的平等家庭的变迁。所有这些使得家庭照顾老年人的传统面临挑战。 社会转型期的养老价值观念的变化 韩国保持了儒家孝敬父母的传统,“孝顺父母”被认为是成年子女最重要的准则。但是,快速的现代化、家庭核心化、增加的老年人口、妇女在劳动力市场比例的增加、年轻一代孝敬父母责任的减弱,使老人在生…     

孝: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义务——基于《孝经》的分析

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家庭生活看,子女孝顺父母是基本道德要求;从政治生活看,通过“移孝为忠”来论证臣民的政治义务是有中国特色的孝治理论.周朝在从家发展为国的社会结构支撑下,以孝治国具有源于人情的自然正当性.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丰富了孝的内涵,但此时儒家对孝的强调更侧重于观念.汉朝以孝治天下、推崇《孝经》,形成从重视孝观念向重视孝行为的转变.在“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中,《孝经》对“差序义务”的强调,使得统治者的责任对上不对下,但是在分封制废除、郡县制确立的背景下,“天子”与“士”直接相连,基于自然情感的孝被抽空了自然正当性.这一方面促使在上者以“恩惠”赐予在下者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在下者在“孝”的情感中由对人的“敬”转变为对位的“尊”,这就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埋下了伏笔,同时,此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思维模式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影响.     

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

本文使用2006年全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抽样数据,分析了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居住距离和儿女数量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人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距离并不明显影响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但会影响子女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给予的支持。有同住子女的父母可以得到子女更频繁的关心和照顾,而空巢家庭的父母从子女处获得的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则较少;子女居住得离父母越近,则越经常给予父母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研究也发现,子女给予父母各方面照料的频繁程度不受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独生子女并不比非独生子女更频繁地照顾父母。     

香港老年社工和义工剪影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家庭扮演了老人照顾的重要角色,在家庭内部,老人配偶、子女往往是老人最重要的照顾者．而作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中国,这个难题最突出的方面表现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在东方文明古国。尊老爱老是传统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家德”和“人德”的一把尺子。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城市“空巢”老人与孤独感研究

本文运用对烟台市230位城市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空巢”与城市老人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老人孤独感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空巢”与老人的孤独感没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大多数的老人自愿选择与子女分住;代际间的交往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影响老人孤独感的主要因素有婚姻状况、子女是否孝顺及对自己赡养现状和子女照顾的满意度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烟台市,“空巢”对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婚姻状况和子女是否孝顺是影响老年孤独感最为重要的因素。     

青少年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的认知：香港与上海的比较

本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香港和上海的青少年在父母控制，亲子关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异。香港（3，017名）和上海（3，022名）的中学生对以下几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父母行为控制、父母心理控制、透过中国文化本土观念评估的父母管教、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亲子关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从数据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上海的父母，香港父母的行为控制较弱，就传统中国文化管教观念而言的管教较弱，对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的认同较弱，但他们的心理控制较强；2）相对于上海的青少年，香港的青少年认为亲子关系质量较差，他们的心理健康较差，并不太愿意在放学后回家，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在一起。     

何以为家?独子老人的代际关系、养老观念与养老安排

本文在老龄化、少子化社会背景下,通过分析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文化观念和个人因素三个角度分析独子老人养老安排及其影响因素,讨论独子老人面对的养老问题.研究发现独子老人及其子女的经济状况、独子老人的养老观念对养老安排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尽管代际关系不是养老安排的直接影响因素,但代际关系中的情感亲近...     

中国传统孝文化在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探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农村社会环境中,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和谐新农村,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孝文化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网络中的特殊纽带作用的考察,并结合部分农村现实情况,探讨了传统孝文化在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值得挖掘与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功效。     

当今赚钱新行当

商海汹涌，激流排空。经过一番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中国人的观念新了，思路广了，赚钱的招数也越来越多“陪老”业——花钱买乐呵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深入贯彻，我国家庭独生子女率不断上升，同时由于住房条件的改善，子女和父母分开居住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些和子女分居的老年人不甘于孤独的晚年生活，很想出钱聘请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青年人陪其聊天、娱乐或上街购物。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陪老”业更是方兴未艾。为了让老人欢度晚年，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陪老消遗公司。这些公司绝大多数由街道居委会牵头兴办。陪老人员有农村来的青年…     

广州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与融入

本文以广州市流动老年人口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支持的三个主要方面论述了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问题.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流动老人都不同程度得到同住子女和分住子女的经济支持,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老人流动多是照料者的角色,主要以照看孙辈、帮子女照料家务来安排日常活动;部分流动老人感到孤独寂寞,困扰流动老人最多的是生病“有子女而无人照顾”问题,部分流动老人虽想继续留下来养老,但对今后的养老表现出很大的担心.     

德川幕府“孝”的思想研究

“孝”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影响不仅在中国社会，而且还和中国文化一起传入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大量吸收宋明理学，形成了学习引进中国儒学的第二个高潮，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本文认为，研究德川幕府时代的意识形态，“孝”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孝”在日本历史上曾经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并且以法律手段推行“孝”。在“孝”的问题上，日本不是像中国那样直接用“孝”实现自己的统治，以“忠”为主的日本统治阶级的道德实践是通过“孝”来凝聚国民，“孝”是“忠”的辅助手段     

父母欠子女什么

家庭生活中唯—一个让绝大多数父母苦思冥想头疼一辈子却终不得其要领的问题是：父母到底欠子女什么？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绝大多数父母对子女一生的情感的话，最恰当的恐怕当数“满怀歉疚”了。尽管他们已用毕生的精力来“者劳”自己的子女。在中国，绝大多数父母绝对是百分之百地。＊甘情愿毕生在做着一种“给予游戏”。最后满头白发时却愕然发现，无论他们对子女付出多少，却总是不够。中国的父母好像是一头挤也挤不干任劳任怨的“奶牛”，而子女好像是一只吃也吃不够贪得无厌的“俄狼”。我的文字可能言重了点。但君不见，当他们…     

“老年漂”：城市的孤独谁人诉

当前，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年轻人不得不离乡背井。于是乎，现在城市，子女在外闯“明天”，父母跟着“漂”余年。老人们之所以跟着子女来到城市，要么是帮子女带孩子料理家务，要么是享清福。面对这一个特定的老年群体，     

构建老人福利机构危险管理机制——日本经验之启示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长期以来老人的养老主要依靠子女来解决,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规模的日趋小型化,老人的长期照顾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制度以及服务来满足老人及其家人的需求,然而老人福利机构及所提供的照顾服务,其服务质量离人性化照顾服务仍有一段距离。就现阶段而言,老人福利机构所提供照顾服务的质与量,均有提升与改善的空间。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施行公共性长期照顾保险的国家,其施行之初也面临着一些与我国同样的问题,为提升长期照顾机构的服务质量,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介护保险制度施行后的2002年,就开始倡导老人福利机构应建立危险管理机制的理念,并于2006年修订老人长期照顾福利机构管理规则,规定老人福利机构应建立危险管理机制,以提升照顾服务质量。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日本老人长期照顾福利机构建立危险管理机制的过程、基本架构,以及相关课题做系统说明,为我国老人福利机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也可为我国未来在探讨老人长期照顾问题之际,提供必要的配套依据。     

暂时性主干家庭的孝道实践研究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用“孝”和“不孝”这种二分法的词汇不能准确表达当前的孝道实践,传统孝道的内涵以一种较为复杂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浑然一体的传统孝道在养与敬、敬与顺等很多领域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成年子女会因为这种孝道的分裂而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孝道焦虑,父母内心深处也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最终双方都会采取一定的行动进行应对,从而促使了新孝道实践的萌芽。     

家庭养老的孝文化透视——试论孝文化与家庭养老的“本原关系”

孝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孝意识随着个体家庭的产生而产生,孝文化随着家庭养老的发展而发展。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种“人为,为人”的孝文化,始终与家庭养老相生相随,形成“我的大脑”与“我的身体”的“本原”关系。     

上海人养老观念在改变

“养儿防老”,这条千百年留下的古训,却悄悄地被上海人改变了。在最近的一项关于养老方式的意愿调查中,中年人的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在家由配偶照顾”。抽样调查中,在回答“选择什么养老方式”的问题时, “在家由配偶照顾”占43%,“进护理院或到养老院”的占19.67%,而“在家由子女照顾”仅占15.29%,其中,依靠子女的比例是随着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的提高而下降的。上海是一个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城市,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有230万,约占总人口的17.4%,估计到2030年,老年人数将达到483万,平均每三人中就有一个“银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