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世系群与汉人宗族的概念分析--从《努尔人》和《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说起

在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关世系群和宗族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世系群(lineage)是一个来源于非洲的社会人类学分析概念,与历史学视野中的"宗族"一词的意思最为接近,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用"世系群(lineage)"移译"宗族".然而,汉人的宗族与世系群概念并不完全重合,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分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对人类学的研究导入新的角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秦的祖先世系及其文化建构

《史记·秦本纪》叙述的非子之前的秦的祖先世系存在很多矛盾和抵牾之处,这和秦政治权威的出现及相应的文化建构有关。秦人的政治权威出现在非子时期。非子是秦人第一个政治权威。秦人政治权威的出现凝聚和凸显了“秦赢”族群,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秦赢”族群需要相应的文化建构,以非子为首的秦人自然地将文化建构的目光投向周的宗法文化。秦的祖先世系突出的是宗族的神圣性、祖先的功业、宗族的历史,反映了秦赢宗族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的文化需要。秦的祖先世系的文化价值和史实价值相比较来说。文化价值更应该受到重视.     

作为家的门宦——简论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组织的本土化、世俗化与社会功能

苏非派门宦组织是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重要特征之一。门宦是明清之际由中亚等地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与西北地区社会文化相结合后产生的。在门宦内部起到组织凝聚作用的是其有类于父系家族的组织运行模式,可视之为一种“拟制的”父系家族结构的组织形式。门宦组织父系家族式组织形式既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与世俗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伊斯兰教满足其在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宗教社会功能需要的必然结果。从组织形态角度看,社会一体化与社会个体化程度与伊斯兰教门宦组织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     

汉代父系继嗣制度研究

汉代作为封建大一统重新建立的历史时期,新旧纠葛,制度疏阔,父系继嗣制亦出现一些新变化。这种变化从汉代承嗣法制和社会生活中都能够体现出来。在理论上,父系继嗣的基本价值是对父系世系的延续和维系,在实践上,其成员的范围受到限定。总体上看,汉代父统家嗣逐渐受到重视,父系继嗣观念逐渐强化。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明末辉发部世系考析

弄清辉发的历史,理清其世系是很重要的。但至今尚未能找到有价值的谱牒,尽管史料中有记载,但非常简单,而且多有错误,笔者检索公之于世的官方史籍,比较分析,在此方面获得了一些可贵的信息。     

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宗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地域、文化背景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章论述了清代以来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点,认为明代入桂的回回人世系相继不辍、人丁繁盛,桂林回族士绅阶层的形成及修谱建祠、设置族产、会族等活动的开展,是推动桂林回族宗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宗族活动传承伊斯兰文化,宗族迁徙影响回坊兴衰,宗族功能的不完整性是桂林回族宗族的主要特征。     

分中有合: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

中国的分家制度蕴涵了"合"的机制,即"分中有合"。分裂的小家庭合并之后的形式在传统时代表现为实体形态的宗族;在当代农村则表现为实践形态的家庭网络,本文称之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我们可以从家庭的文化礼仪活动、家庭经济活动和家庭建设活动这三大家庭实践活动中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庭网络的内涵和外延。传统社会的宗族是血缘偏重的父系家族,而当代农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则扩展为血缘、姻缘并重的泛化家族,姻亲在家庭网络中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分家习俗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不过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所涵括的父系血亲范围则急剧缩小,一般是从该家庭沿父系的血缘关系向外推三代,即近亲-本家的概念。     

联宗、商业与清中后期徽州墓祠的“再发明”——以婺源汪氏湖山墓祠为例

墓祠及墓祠祭祖是认识宗族制度的一个关键，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明嘉靖年间随宗祠的普遍化而整体走向衰落，而婺源汪氏湖山墓祠的案例表明，大体于清中后期徽州出现了墓祠复兴的现象。汪氏湖山墓祠的形成既是婺源汪氏元明以来频繁联宗活动的承续，也是清中后期新兴婺源商人宗派主动因应国家“联宗祠禁”、与族内其他商人宗派及仕宦宗派进行合作的结果。湖山墓祠实质上是一座新兴婺商主导的联宗祠，从祭祀仪式、参与方式、管理模式、运营原则等方面都体现出减少联宗成本、扩大联宗范围的意图。从湖山墓祠的案例可见，明清以来宗族制度的构造是持续的、因时因地制宜的，宗族在适应国家政治变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传统的发明”实现了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的再结合。     

“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     

广东博罗、增城畲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途径

本文依据实地访谈和入户问卷调查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分析畲族聚居地的语言使用现状、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进而探讨畲语得以保留的原因。作者认为,畲族聚居地和家庭内部使用本族语是畲语得以保留的客观条件,畲族对母语的深厚感情和语言忠诚,则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在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本族语使用人口稀少的民族,通常都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语言忠诚,在这种条件下,要保护一种濒危语言,首先它的使用者应当拥有自己的聚居地,同时,这种语言应当成为家庭内部和本族聚居地的主要交际用语。     

新疆撒拉族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以田野调察的材料,结合史料记载,对新疆区域内聚居的撒拉族群体的形成历史、人口状况和地域环境等方面作了较为完整的叙述和简略的分析,特别是在第一手调查材料的基础上,首次详细描述了新疆撒拉族人口较为集中的聚居地-撒拉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现状.     

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

“花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回回多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太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生的原动力。     

回族家庭角色的规范与结构——关于民俗控制论的实证研究

民俗控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社区整合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民风淳朴的传统回坊，民俗型塑着回族家庭角色的规范与结构。民俗控制是和谐回族社区构建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     

贞丰县坡帽村仡佬族双语类型转换个案研究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坡帽村是该县最典型的仡佬族聚居村。贞丰仡佬族目前的语言使用状况是:绝大部分人通汉语,大部分人同时使用汉语和母语(仡佬语),部分人除母语和汉语外兼通当地的布依语。历史上,贞丰仡佬族的双语类型经历了从仡佬—汉到仡佬—布依又返回到现在的仡佬—汉双语这样一个"V"字形的发展过程。     

社会工作的心理学基础

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的助人工作，它要帮助解决的是人的问题。社会工作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中形成了一些具有心理学取向的分析模式。     

清代驻防八旗与当地文化习俗的互相影响--兼谈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问题

驻防八旗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是无疑的,如本民族语言的消失、风俗的演变等.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驻防旗人也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但他们保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所有习俗的演变都隐隐显示出一种有选择的学习与变化;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社会.     

山东青州满族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山东青州满族村是山东省唯一的满族聚居村，生活在这里的满族人民，在经历了270余年的沧桑巨变之后，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本文从双语现象和语码转换的视角描述了青州满族村的语言状况，并对这种语言得以保留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乡村都市化与回族精神社区的文化构建——银川市民乐社区的民族志研究

乡村都市化使卷入的回族家庭在新的行政社区寻求宗教认同，进行文化构建活动。民乐回族社区是银川伊斯兰文化建设最为活跃的社区，清真寺、阿语学校、民族幼儿园三者负载着文化传播功能。村落共同体的解体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交往方式，精神社区的认同超越了原来的地域界限，它是回族以伊斯兰文化强化族群边界的精神纽带。随着居民与流动人口比例的消长，社区也可能出现分化。     

居住格局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

西宁市城东区作为青海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典型区域，在居住格局上形成了“混合社区”、“聚居社区”、“过渡社区”三种模式，这种状况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实际感情距离的疏远，进而对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对策，对改善和解决城东区的复杂民族关系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