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辨

《论语·乡党》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杨伯峻先生翻译为:“粮食不嫌舂得细,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也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作为“嫌”义的例证。这样解释尚可商榷。《说文解字》中“厌”作“(?)”,解作“饱也,足也。”是个从甘从肰的会意字,意即狗肉甘美,所以吃得很饱足。段玉裁注:“饱足则人意倦矣,故引申为厌倦、厌憎。”这样,“厌”就有了“饱足”“厌恶”两义。杨、王二先生于此解“厌”为“嫌”,而“嫌”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厌恶,不满意,其实也就是“厌倦”“厌憎”义委婉一些的讲法。这样解释是否符合文意呢?我们知道,孔子毕生追求、宣扬“仁”、“礼”,对衣食住行倒是挺马虎的。在《论语》中不少地方记载着孔子的原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     

“当然逻辑”试探

我们走进公园,常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园中花木,禁止攀摘。有人想钻空子,故意将园中的花木连根挖掉,并说,你禁止的是“攀摘”,并没有禁止“连根挖掉”,因此我没有违反规定。为了防止类似这样的人钻类似的空子,法律上便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连攀摘都要禁止,当然连根挖掉更是在禁止之列了。这种解释,叫做“当然解释”。实际上,这种解释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解释,而是在推理。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当然解释”称为“当然推理”。“当然”一词,类似“必然”,同是模态词,但它又跟“必然”不完全一样。“必然”指事理上确定不移,如“反动派必然失     

“可能”、“大概”小议

平时向下面了解情况,时常听到有的同志说“可能”这样,“大概”那样,或许“差不多”:己类的话,这种似明非明的反映问题,很难使人对问题有个中肯的了解,下一个正确的决心,很值得议上一议。 我们知道,人们要想做好工作,必须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统一起来。要坚持好这种统一,必须对客观情况了如指掌, 只有情况清了,才能检验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如果不符合,就要赶快改正,使之符合客观实际,这样,才能避免发生错误。倘若我们只是对情况“想当然”,“可能”是这样,“大概”是那样,而缺乏一个真切的了解,“雾里看花”,这样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给工作造成     

“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

“公共利益”的实体解释理论无法界定“不特定多数”这个概念,对“利益”的内涵也无法形成共识。“公共利益”的程序解释理论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转化为“谁来决定公共利益”的问题,实质上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虚化了。可能的突围方案是对公共利益的反向解释,即通过逐步清理公共利益的边界,将公共利益的“假冒形态”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公共利益判断中走过多的弯路。     

《离骚》“诏西皇”抉微

《离骚》:“诏西皇使涉予。”王逸《章句》:“诏,告也;西皇,帝少皥也;涉,渡也。……使少皥来渡我。”王逸还把“西皇”称为“圣帝”。对于王注,历代《楚辞》学者罕有异辞。王注一般说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屈原“诏西皇”,口气是命令式的;诗人为何用此口吻来对待西方的上帝?据《山海经》,古有“群帝”,即不同氏族或部族崇奉不同的上帝。楚人的上帝为“东皇太一”。从屈原加工的民间祭神曲《九歌》来看,“穆将愉兮上皇”、“君欣欣兮乐康”,诗人对东皇不是极其虔诚、极其崇敬吗?为什么“诏”起西皇来了?诏,《尔雅·释诂》云:“导也。”《注》:“教导之     

读《“江枫”新解》后

唐诗人张继的著名绝句《枫桥夜泊》中有“江枫渔火对愁眠”一句,历代注家对其中“江枫”一词的解释,或为“江上的枫树”,或为“水边的枫树”,也有把“枫”字解释为“枫叶”的。最近,卢文辉同志在《“江枫”新解》中提出,以上这些解释都不符合于作者的原意,他认为“江”指“江村     

“胡骑凭陵杂风雨”别解

高适《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中的杰作,对“胡骑凭陵杂风雨”句中“凭陵”一词的诠释各家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是这样解释的:“倚仗某种有利条件而去侵凌别人,叫做凭陵。一说,‘凭陵杂风雨’,是指在风雨中进攻。”其他各种唐诗选本的解释一如朱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凭陵”视为动词,甚至分而言之:凭,依仗也;陵,侵凌也。然而这种解释恐未必符合诗的本义。显而易见的是,高适的这首七言古体在作法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多用偶句,而各家似乎都漠视这一特点,终让人感到其释义有不甚妥帖处。与“胡骑”句构…     

释“斋戒”

在先秦古籍中“斋戒”一词多有出现,一般注曰:“古人祭祀之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以示诚敬,称为‘斋戒’。”(新编《辞海》下册第3532页)这种解释不符合先秦时的习俗,是以今律古的典型例证。 “斋”,在佛教盛行前指在祭祀或举行典礼前净身清心活动,以表示对天地鬼神的尊     

“克己复礼为仁”之本义澄清——兼论朱熹的“误读”及其意义

“克己复礼”被后世公认为是孔子对“仁”的内在涵义的一个界定。但是，究竟该如何解释“克己复礼”，却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把“克己”、“复礼”作为一个并列的联合词组来理解。朱熹的解释颠覆了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对儒家经典的“误读”，从根本上说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建构服务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熹的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原著上下文的逻辑．也偏离了孔子论“仁”的本义。通过梳理和研究各家典籍对此句的解释，方可还原和澄清“克己复礼，，的本义。     

对高中语文第五册教参中关于“脱颖而出”注释的意见

高中语文第五册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1995年12月第二版）对《毛遂自荐》一文的练习与思考参考答案二关于成语“脱颖而出”的解释是：“颖，指链子尖，一说为‘挺出’。指锥尖穿过布袋辟了出来。比喻才能全部显露出来。”这一注释与原文语境的龈纷，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注释脱离了原文孤立地解释词语，是不符合传统的训治方式和现实的使用原则的。这里，注释改变了原文，又未作必要的交代。原文是这样的：平原君日：“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王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浅析黄节诗教观的内蕴

"温柔敦厚诗之教,经天大义谁能拗",近代岭南诗人黄节感于"四夷交侵,中国危矣"的现状,坚持以诗来正人心,立国体,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从而形成其诗教观独特的文化内蕴.     

悲士不遇:黄仲则词中的“笑”与“狂”

清朝乾隆年间四海升平的大环境里,在黄仲则词中却出现了少有的不和谐音符。黄词中多次出现"笑"与"狂",怀才不遇,叹穷嗟困成了该时期黄词的主题。考察黄仲则的感情经历,凄苦异常,但清词丽句中同样有"笑"的出现。透过这些"笑"与"狂",也让我们真切地走入到词人的真实情感世界中去,从而以另一种角度,在全面的视野下考察其悲士高歌、怀才不遇的多方面原因。     

张先词的写影造境艺术

北宋词人张先以善于写影而著称。影不但是其体情写物的独特角度,而且是其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是构成其词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其词之中“影”借助“水”“月”等介质形成了清幽杳渺空灵的艺术意境,脱离了“花间词”秾艳的色调,展现了北宋前期文人追求幽远清雅的审美情韵与内敛的创作心态。     

浅论南北宋之交诗歌创作的整体过渡现象

在宋代诗歌史上,先后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以苏黄为中心的北宋元诗坛,一个是以陆杨范尤为代表的南宋中兴诗坛。随着宋哲宗的亲政,新党重新把持朝政,以及其间诸多大家、名家的相继过世,元佑诗坛的辉煌时代一去不返。至南宋中兴诗人兴起,其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诗坛上一个相对寂寞的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内诸多中小作家在诗歌创作上承继苏黄遗韵,而又不断创新,开启中兴风骚,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并在这一时期的诗坛上呈现了一种整体过渡现象。     

数字易卦与易经

数字易卦的源头可上溯到八千年前。自伏羲时代经炎黄时代到夏商时代,数字易卦走过了它五千余载的漫长历程。出土的大量文物考古资料表明:数字易卦本为易经的根基和来源,易经则为数字易卦的演变、发展、升华和突变;二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是从渐变到突变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