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能否定义——对摩尔"善是不可定义的"的一点思考

对"善"的追问,由来已久.那"善"能否定义呢?对此,摩尔的回答最为引人注意:善就是善的.不可分析、不可定义.在此基础上,他对以往伦理学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给予了批判,将价值与事实区分开来."善"真的无法定义,真的是捉摸不定,只具有相对性吗?那"善"又如何发挥使人们向善选择的导向功能呢?本文认为,"善"是可以给出定义的.是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的,这样才能指导人们实现善的选择,从知其善达到行其善.     

"和"的道理和价值

近年,"和"的概念在中国哲学领域中已经有一些讨论了,"和谐"甚至变成了流行的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大家一般注重的都是"和"的价值,而对其作为原理的基础性探讨相对则不够.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是如何作为原理被思考和领悟的?中国哲学家对于"和"都贡献了什么样的重要见解和智慧呢?     

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解与适用研究

离婚时获得的经济补偿,既是对具体家务劳动的补偿,也包括对凝结于具体劳动中的抽象价值的补偿.与夫妻均为双职工的情形不同,全职家务劳动者在离婚时要享有经济补偿请求权不仅要有承担家务劳动的事实,还同时要有抽象价值的损失,以免出现法律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评价高于社会劳动价值的结果.对家务劳动宜作扩张解释,凡属围绕家庭共同生活所需的劳动均应包括在其中."较多义务"中的"较多"应当包括对劳动强度和时间的考量,比较的基准则是另一方承担家务劳动的强度和时间.经济补偿的具体数额需要综合考虑家务劳动的强度、婚姻存续时间的长短、受益配偶所获得的利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以个人财产予以补偿.     

离婚"苛刻条款"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功能研究

离婚"苛刻条款"是现代社会中自由与正义衡平的应有表达,也是在离婚决定与离婚后果相分离的现有制度设计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机制、贯彻"子本位"立法理念的必由之路.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角度来看,增设离婚"苛刻条款"至少有三方面的独特功能:确立了"正三角形"式的家庭利益判断结构;拓宽了儿童权益保护视角的广度和深度;构造了兼顾离婚决定和离婚后果的双重保护机制.     

对话的语言与儒家的"正名"

如何做到既有跨文化的对话,又保持语言的多元化?怎么对待翻译的不确定性和话语权的竞争?在对话中,我们是将语言作为描述的工具还是作为行为的方式?对于这些问题,儒家的"正名"学说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它把语言看作行为方式,看作建立价值标准、表明态度、运用能量的语用行为的手段.结合当代语言哲学的成果来理解这一理论,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各种语言代表的是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它们各自的独特价值之所在,也是它们各自能从他者那里得到本身的价值体现和转化的条件."正名"说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进行交流从而来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既可避免追求所谓的绝对真理而带来的独断,又可以克服相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何时该离婚

到底到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步就该离婚?离婚有标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感和不同的想法,每个人对婚姻、对生活的要求不同,该不该离,取决于自己的价值判定和承受能力。 有这么一对高级工程师夫妻,50多岁,一儿一女在国外学习、工作。丈夫几年前下海到珠海一家公司供职,每月寄一笔数量可观的钱给妻子,半年前来信说他和一位商人同居,是他生意的好伙伴,希望她不要干涉。这位妻子希望和丈夫     

离婚最好告诉孩子

离婚男女,不管谁欠谁的,大家都是成年人,理应自己担当自己的选择,即使有怨有恨,都是自己的事情.可中间夹杂着天真的孩子,这是无奈的事情.怎么跟孩子解释父母分开的事实呢?怎么面对孩子那一天天成长的岁月呢? 有一篇文章说,一个父亲在妻子抛弃他们去国外后,为了呵护孩子的心灵,精心编织了一个美丽谎言,说妈妈被天使带走了,她在天上时刻望着宝贝呢.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谈老子的价值取向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的价值取向是关于"无"、"无为"的价值之认肯与体悟.但老子并没有将"无"与"有"、"无为"与"有为"绝对地对立起来,进而走向完全拒斥"有"与"有为"的价值取向.相反,老子的价值取向同样也表现出对"有"与"有为"价值的认肯与体悟.     

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

青铜时代长逾千年,青铜器上的"元书写"构成了叙事活动的逻辑起点.本文通过对"纹/饰"、"编/织"、"空/满"、"圆/方"和"畏/悦"等五对范畴的讨论,梳理出"前叙事"与后世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致力于回答:汉字及其前身对叙事有何影响?古人为何特重"省文寡事"?传统艺术门类的相通之处何在?为什么它们一致崇尚"生气"和"活力"?叙事作品的结构方式有无"先导"?"民以食为先"如何影响到叙事的生产与消费?叙事为何对"圆"情有独钟?我们的研究是否有重"圆"轻"方"之嫌?叙事经典之"魅"来自何方?诉诸想象的虚构性叙事因何起步?     

现代性价值:从"实体之自由"到"关系之和谐"

现代性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个体自由",其理论旗帜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和谐",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预设了现代性价值由"实体之自由"发展到"关系之和谐"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中重建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

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然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即"自性".但是来自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学活动现象两个方面的"召唤"使得文学理论在"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之间徘徊不定.本文即通过剖析这两种"召唤"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来探讨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     

论"交易"

个人如同企业."交易"与"生产",是社会中任何个人为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而对既有"自我资源"和"环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两项基本活动.其中,交易是对生产的相对高效率替代.任何交易都不存在"客观价值"或"社会价值",只存在以各个人主观价值判断为基准的纳什均衡或自我均衡.市场、企业、政府是人们为提高交易与生产效率而创造出的特殊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效率的.     

论唐代的离婚立法--以"七出"之制为中心

唐代法律根据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对礼制上的"七出"进行了确认与规范,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从法理学上看,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使"七出"由汉代的习惯法转化为成文汉,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程序;它在立法技术上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法律实践上看,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军法"何以就要"从严"?——关于"军法从严"原则之意义新解

"军法从严"是军事法中的重要原则,何以军法就要从严?本文认为,此问题的关键是从军法学理与历史实践中来确定其"从严"之"严"的意义;对于"军法从严"作为军事法律实践的原则,还应以现代法治的视域加以审视,从而明确"从严"之"严"的当代意义.并且,国家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调整、依法治军的要求以及军事实践的需要,都亟待我们要以现代军事法治理念为指导,将法律的理性注入到军事立法、执法和司法各个环节中,以保证军法合乎法治和军事的双重要求.     

说易行难话引注——朱苏力的"注"与美国司法审查

朱苏力对引注不规范的批评有一定价值,但有夸大事实之嫌疑;朱苏力的著作中引注很多,但大多也不合规范;以<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一文为例,朱苏力的引注最大的问题有二,一是当"注"而不"注",二是可信度不高.     

中国传统"节欲"修养观的价值论意义

"节欲"是中国传统修养论的基础,儒、墨、道、法都主张节欲.节欲修养观的价值论意义在于,它通过对主体需要的调适、对评价标准的矫正、对价值取向的引导、对人格价值的升华和对理想社会价值的建构,确立和提升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在物欲横流的现代,"节欲"观仍有其积极因素.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儒家"和"理念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内涵与规定是多层面、多方位的,每个民族对普世价值的形成都可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有责任、有能力为普世价值的形成提供有益的参考坐标,进而真正促使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孔门儒学最先提出"和为贵"的思想主张.对于生活在现代性背景下的人们来说,重新诠释、彰显宏扬和的思想观念又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和的每一层面的精神主旨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进而能够为医治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利益中心论、人性异化、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在内的现代性病症提供别样的参照维度,甚至还可以发挥新奇的功效.     

"道"、"圣"、"经"与中国文章的写作模式

刘勰阐述的"道"、"圣"、"经"的关系确立了中国文章道--人--文的写作模式."道"是形而上的、难言的,对道的言说必须有灵动的智慧和高超的语言技巧,有此抱负的人如庄子、韩愈、苏轼等写出了千古文章."明道"对中国文章的写作的影响似乎有必要从正面肯定它们的价值.     

"新民"与"实学"的救国模式

福泽谕吉在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吞时,提出以西方文明精神来保全国家的独立政体,其实践操作是通过"实学"来开发智慧,增强国力,营建淳厚的"人心风俗".显示的价值取向是重视智慧,具体路径是先智慧后道德.梁启超稍后于福泽谕吉,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思想颇有研究,当时面对的国情与日本相似,但选择与福泽相异.他以"新民"为救国的法宝,以道德为根本,把智力、学识作为"其余事".显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一贯的道德主义,具体路径则是先道德后智慧.前者是"大和"的选择,后者为"中华"的选择.两种抉择,两种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