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论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后殖民译论着重关注的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本文试图以译者主体性这一重要的能动因素为切入点,着重剖析处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译者如何采用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影响译入语主流文学、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阐明后殖民学者引入的"杂合化"概念正是综合这两种策略、包容异质文化的折衷手段,以期揭示译者主体性在"后殖民语境的竞技场与试验场"的彰显作用.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方法及启示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可以概括为两类: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的译文是汉学英译的经典,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被誉为创意英译的典范。前者以汉学研究的学术性为出发点,追求原作与译文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后者以传递原作的精神情感为导向,在翻译过程中添加创作的成分。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成功地在美国传播了李清照词。毋庸置疑,总结二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汉学家傅恩的《花间集》英译与传播

《花间集》是中国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在西方世界,首先对《花间集》(Among the Flowers:the Hua-chien Chi)进行全本英译尝试的是美国汉学家傅恩。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花间集》全译本。美国汉学家傅恩的深厚汉学学术背景直接体现在译本的体例之中。她的翻译策略以传递词体特征为指归,以中国文化的传译为目的。30余年来,傅恩《花间集》译本流传至全球四大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经典译著之一。     

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对《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本文以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不同时代David Copperfield的两个中译本,分析译者选用的翻译策略,探讨了译入语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生成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意识对文学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小说译本是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在不同的文化意识规范制约下对原文的一种改写.     

珍妮·葛哈德在新中国的重生——评傅东华1959年重译《珍妮姑娘》

1959年,傅东华重译旧作《珍妮姑娘》,受到读者欢迎,得到译界赞誉。与1935年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功能发生转变,文本宛如隔世重生。译本被赋予浓重的人民性,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译文风格迥异,但这并非傅东华对德莱塞的原初解读。《珍妮姑娘》在新中国的重生,是文学翻译服务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民族文学、规范统一汉语过程的必然产物,也凝结着二十四年中译者本人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协调。因此,评价重译作品,重在重字,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评价新译本。     

从英译《论语》教论语句看中西译者的翻译特色——以辜鸿铭与理雅各译文为例

辜鸿铭和理雅各作为中西方代表，其《论语》译本各有千秋。本文从辜鸿铭与理雅各英译《论语》中有关孝的语句对比入手，分析两住译者翻译特色，说明译者生活背景、学术背景、翻译目的对此的影响。     

论华兹生的苏轼诗译介

在华兹生的众多翻译成果中,《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是其知名度较高的诗歌译著,且是截至目前西方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英译苏诗选集之一。华兹生的译介策略、选篇理念、译本特色充分体现了"大众化翻译"的风格。译介中的文化过滤也反映出文本在跨文化行旅中的变异。华兹生的个性化翻译充分凸显了其面向英语世界普通大众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追求,体现了一名优秀译者对两种异质文化、两套语言系统的融通,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唐诗英译适应选择的语篇视点研究——《望岳》两译本例析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处在一个中心地位,并且起着主导的作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Innes Herdan和吴钧陶的《望岳》两译本(唐诗英译)语篇视点(语言视点、文化视点和交际视点)转换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他们实质上进行的都是一种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都发挥了各自的创生能力,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选择的累计结果。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译者来说其翻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从而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本文根据包惠南先生的分类,从语言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探讨霍译本《红楼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论《红楼梦》库恩译本的归化翻译策略

《红楼梦》的文化负载词汇清晰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面对中德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库恩以寻找中、德语中共有义素的词汇为着眼点,灵活运用以达意为主旨的归化翻译策略,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得以理解小说的深刻含义.中、德文化间的差异性,注定要产生翻译过程中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为译者库恩对《红楼梦》进行中、德语间的文字转换,寻找最适宜的表达语符和创造新的文学魅力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使译本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     

文化软实力与典籍外译之话语权研究

典籍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抵制文化霸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华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译本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在国外销量也很大,影响很广,但我们却发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存在着许多误译,作为文化殖民者,他还有意通过翻译消解和扭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剥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典籍外译利在千秋,为了确保典籍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汉语学者的译本断不可缺,不能简单地仅以销量作为典籍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     

《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

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从译本再现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译本受到晚清主流文化的制约,以及译者通过译本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重塑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文学兴国策》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在挖掘作为历史语境的动态文化载体《文学兴国策》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分析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的习俗和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成语典故英译中补偿手段的应用

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缺省，甚至冲突，从而导致翻译不同层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如果不经译者补偿，译文读者的理解会存在语义疑团，因此翻译中的补偿手段是必要的。汉语成语典故文本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翻译过程中采取适当的补偿策略尤为重要。本文以纽马克和夏廷德的补偿理论为基础，以《中国成语典故英译》为实践内容，从语言、文化以及审美三个方面，分析其翻译过程中的补偿策略问题。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以葛浩文、杨宪益为中心

当前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巨大的逆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对葛浩文、杨宪益这两位翻译大家的翻译行为以及各自译本的接受效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译者所处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地位与责任的定位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遵循翻译规律,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理性地看待当今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才可能实现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     

《狼图腾》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文化负载词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的词汇,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随着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数量愈来愈多,文化负载词成了翻译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以《狼图腾》英译本为例,将《狼图腾》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四类,即蒙古民族特色词汇、"文革"词汇、中国历史词汇及成语,并进一步分析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这些词汇过程中所采取的直译、音译、意译、厚译及删译等翻译方法与技巧,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提供参考。     

陶渊明诗文英译的力作——读谭时霖《陶渊明诗文英译》

谭时霖先生的《陶渊明诗文英译》译法灵活,重在忠实,贵在传神,译文近似而流畅。译文措辞有力,用词精练,平易朴实,耐人寻味,风格切合原文。译者考证严谨,用注详尽,译文和注释有不少独到见解。译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英译的力作,而且是一部文化翻译的好译作。     

藏族格言诗文本及译本研究述评

藏族格言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瑰宝,值得深入研读。自1950年代至今,藏族格言诗文本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者对藏族格言诗的结构、语言特色、思想内涵、艺术魅力和文化意义作了多维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文化传播的需要,格言诗翻译逐渐走入研究者和译者的视野,并在1980年代出现可喜局面。但藏族格言诗英译发展缓慢,自1960年代末至今只有四个译本。鉴于此,有必要对藏族格言诗文本及译本进行梳理和研究。     

多元系统视角下探究《飘》的汉译

多元系统的出现开始关注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因而也会对译者产生影响。在此选取傅东华译《飘》和陈良廷等人译《乱世佳人》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进行对比,探析多元系统理论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