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的经济增长效应研宄新进展:一个综述

关于人口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二十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在揭示"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腾飞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原因时,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解释经济发展.本文将具体介绍近二十年来理论界对于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机制的研究以及经验分析,并对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出简要评述.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

对于我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本文试图寻找中国因素加以解释,认为中国两次特殊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劳动人口扩张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并支撑中国经济近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验性假说。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极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压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宝贵的“人口红利”期，也为世界的人口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     

中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消费效应分析

消费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研究,大多基于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不确定性视角,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这一转变必将改变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影响储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基于我国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各地区人口转变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     

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地区异质性检验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对经济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数理模型阐释了高等教育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使用1995年到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在不同地区的异质性。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扩张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且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为了克服由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偏误，本文使用2SLS方法进行了相应处理，结果依旧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制定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人口较少族群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过程、原因及启示--以蒙古族图瓦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2000~2010年期间,我国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现象,但尚未有研究厘清其背后原因。蒙古族图瓦人作为一个发生过人口负增长的人口较少族群,却在2006年实现人口增长“由负转正”,其成功经验对于人口负增长民族的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变动数据发现,其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大幅下降。根据实地调研结果,发生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积极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可及性以及经济发展反哺民生。蒙古族图瓦人人口增长“由负转正”的成功经验表明,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精准识别人口负增长的风险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民族人口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管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人口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政策目标由单纯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对应，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发展为包括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分布控制两个大类及其相关的优生、就业、福利等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建国初期,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次面对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理论和构想,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动摇、工作停滞和此后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之后,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矛盾激增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最后,在"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转变道路。这条道路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在扼要解析狭义人口转变及其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是结合人口"中间变量"从广义上阐释了人口变化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理,进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入了对现代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思考。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最后特别指出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过去30年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让人口"适应"了经济腾飞,而今后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应使人口的"主体"地位逐步复归,让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新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需求,提高人口生存与生命质量,这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Expl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path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aralleled each other from 1949 to 1978.Mortality rate decreased rapidly during the early 1950s as a result of the public health campaign,which initiated the proces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Countering the problem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in 1950s,China put forward the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realizing planned childbearing",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 brewing.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 reinforced in the 1960s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Finally,China launche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y vigorously implementing population control and family planning in the 1970s in the mids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 rapidly increasing size of population exerted great press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hinese path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世纪末,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并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的人口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计生政策提出了建议。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已有的对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未将结构和制度的重大变革纳入模型,这与东亚及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不符。本文通过在模型中纳入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变量,用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技术进步,第三是制度变迁,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很显著。人口红利的影响也较显著,但是其对经济增长解释力度较小。因此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未来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投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制度变革。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fertility transition

"Using anomalies of the Italian case as the basi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verify how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ut forward by Lesthaeghe can be interpreted.... While the changes in mores in the Italy of the economic boom were a component of the large-scale processes of secular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specific to the [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 practices, values and models of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characterizing the second phase of Lesthaegh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re marked by a state of mind that cannot be put down to the 'spirit of the age' during the years of large-scale modernization, but to the emancipatory and 'rational' falling away of many of the barriers to the unfolding of individual life destiny over and above that based on class, gender and age."     

"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向初探

二十世纪末 ,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了论述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时期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并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建议。     

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tructur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 and stagn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an economy with an agrarian and an industrial sector. Demand is determined by Engel's Law. Population growth follows a non‐linear income dependent path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ase of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agrarian sector the existence of a stable low‐income equilibrium with high population growth can be shown. If this equilibrium is globally unstable, the system evolves towards a steady‐state of perpetual economic growth and low population growth. The path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oincides with a path of structural change from an economy specialized in agriculture to a fully industrialized economy. The introduction of an income dependent savings rate allow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w‐income equilibrium as a limit cycle and, therefore, the explanation of high fluctuations 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per capita income in least developed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