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结合《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分析

《监察法实施条例》有效解决了监察证据体系零散、监察取证程序粗略等问题，在助力“法法衔接”上取得明显进步。但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难题并未就此消弭，其在证据资格来源、“依照本法”的意旨等方面仍留有争议，故有必要对以上方面进行再分析。具言之，监察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来自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监察法》第33条第1款属于注意性规定；“依照本法”需区别对待初步核实阶段取得的证据与职务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是监察取证的基准法，但在审查判断时不能优先适用；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还需增设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搭建绝对排除、裁量排除、补正不能排除的多层次排除模式。     

证据协力义务视野下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协力义务的范围与强度同非法证据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截然相反认定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非正当性造成了上述困惑.应以证据协力义务取代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对已形成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并追究非法取证者的刑事、民事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实施问题研究--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实证案例切入

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基层公安司法机关适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方法方面,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应该对讯问时录音录像的“全程”“完整”两个要素以及相关技术要求作出详尽和统一的规定,构建合理的取证手段合法性证明体系;在协调非法证据排除与庭前会议关系方面,应明确法官在庭前会议中的权力以及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实体法关系方面,如果与案件定罪量刑的实体要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现有其他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即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物证、书证取得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也应当对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裁量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三种排除非法证据之理由的追问

在美国学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理由有三个,即维护司法尊严、抑制警察非法取证以及宪法性救济。目前,我国学者也纷纷以这三个理由来论证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通过对这些理由的逐一分析,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我国的作用有限。若要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我们应当更多地从整个刑事诉讼体制上做文章,而不能将全部期望寄托在非法证据排除这一项规则之上。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现代法治国家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警示和限制警察违法取证行为,维护司法程序的纯洁性,法院在证据审查时,对警察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的一种诉讼制度。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该项制度在美国到了很好的遵循。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但长期以来却并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了从禁止违法取证,到司法解释初步实施,到立法确认的发展阶段。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误区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需要对该规则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保证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三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把求真作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二是对制约该规则有效实施的条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对“毒树”与“毒树之果”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证据规则 ,其目的在于保障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本文比较了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英、美两国在“毒树之果”问题上的不同规定 ,分析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提出应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确立价值衡量模式的非法物证的排除规则 ,暂时保留“毒树之果”的可采性的观点。     

刑事诉讼中不规范证据的处理

根据取证不规范的程度和是否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不规范证据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适用对象、处理原则和处理方式,这种类型化的分析有助于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避免将其他各类不规范证据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关键词解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中国新刑诉法第54条确立的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在法解释学上,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探讨。对于补正或合理解释这一要件,应当作如下解释,即只有属于瑕疵证据的物证、书证才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属于非法证据的则应直接排除。非法取得的笔录类证据、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属于广义的实物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符合法定程序"是指不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取证程序规定;取证主体不应作为非法证据的构成要件。"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从实体上判断非法取证是否影响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同时从程序上判断是否损害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对于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毒树之果原则,并附带设置必要的例外。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针对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反思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就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建议。     

路径选择: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

要想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得以有效实施,需要注意以下相应配套机制的完善:促使我国刑事诉讼从侦查本位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程序;完善相应的程序性辩护制度。     

论违法证据排除法则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提出了应在我国初步确立违法证据排除法则。作者认为，确定排除法则不仅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刑诉法公正与效率价值取向和证据合法性的刑诉理论的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弥补现行刑诉法有关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规定之空白，有利于维护刑诉法的尊严。文章还探讨了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各种否定性法律后果。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评析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尊严的需要,而且也是促进案件实体真实发现的需要。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一些规定,但其存在的缺陷是明显的。通过对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历史发展的考察,提出了设立适宜我国国情的、平衡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双重需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障碍与建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 ,我国立法对此却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价值观的差异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最终确立的本质障碍 ;而对“以事实为根据”的错误理解和虔诚追求 ,又成为阻却这一原则确立的直接动因。两大法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治国的新理念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认为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既是对历史上人治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法治缺陷的克服.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国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