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伦理世界”

“伦理世界”概念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它既表达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内在统一与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基于启蒙思想及现代社会意义世界缺失的反思.伦理世界是个人作为单一性存在与其公共本质或普遍本质相统一的世界,它由人的社会本性及其文化属性决定.伦理世界透过伦理精神,通过道德行为实现个体与类、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由此寻找到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价值源泉,建立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赋予有限人生以终极关怀.黑格尔的“伦理世界”为现代多元化社会建构精神家园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伦理文化的“物化”与精神生活的失落

现代伦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它使以情感关系为根基建立的集体型、情感型的伦理文化被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个体型、契约型的伦理文化所取代.物与物之间的抽象利益关系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对那个剥离了人类生活具体语境的抽象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伦理学自我反思的重要内容.伦理文化的物化使现代人不得不独立经营并操劳于复杂的世俗伦理之中.现代人若想重新照亮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建构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伦理关系.     

社会变革与公共生活伦理的养成机制

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般的社会生活伦理尤其是公共生活伦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共生活伦理的养成除了依靠道德教育与修养外,更重要的还要有制度和组织的保障作用.     

伦理生活研究: 伦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现行的伦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带有抽象性、应然性(理想性)和追求普遍性的研究范式。这种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有其合理性,同时也有脱离现实和非实用性的短处。因此,伦理学的研究应该从现行的理论研究走向对伦理生活的研究。伦理生活研究以人类生活的日常伦理现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伦理生活现象给予解释,并寻找伦理生活的当然之则。与道德生活相比较,伦理生活具有群体性和多样性;与生活伦理研究相比较,伦理生活将研究的领域推广到规范伦理学之外。在研究方法上,伦理生活研究借鉴了描述伦理学经验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将历史诠释法和同情理解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的重建

在现代老龄化社会出现的背景下,从伦理角度思考重建孝道与乡土社会生活方式的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理想,是一种可以为现代老龄化社会提供伦理智慧的思想资源。它所提供的启示是化解现代老龄化社会伦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超越个人主义与交换价值观为基础的伦理范式。     

家庭夫妇伦理近代变迁的民间基础

以往一般认为,中国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近代家庭伦理是维新时期明确提出的,主要是西方社会平等观念影响的产物。本文则通过考察后指出,维新运动以前一些通商城市里首先出现的单身化和小家庭化,以及妇女走上社会谋生的生活方式变动,是中国近代家庭伦理萌生的启动条件;而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夫妇对等的传统民间生活伦理是中国近代家庭伦理演生的主要内在源流,由此演化萌生了男女并立、夫妇为友的近代家庭伦理。由此表明,中国近代家庭伦理的最初演化萌生,主要不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而是城市化、商业化社会变动带来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变动的伴生物,具有中国社会内部民间生活变动的社会基础和民间生活伦理的观念基础。     

关怀伦理与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

美好生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要求在社会现实中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建构对这一目标形成回应。这无疑会使一些新的伦理形态和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同样也会让人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反思。这一背景使得关怀伦理凸显出其特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由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首先基于对"共同生活"的承认,这恰与关怀伦理所强调的伦理共同体相融合。进而,关怀伦理对道德移情的强调形成了美好生活的感情基础;同时,关怀伦理又对"自我"进行了反思和重构,提出关系性自我这样一种更能够适应于生活共同体建构的个体设定。最终,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多元实践则对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给予了较为现实的伦理原则。     

伦理生活建构的一般心理机制

在具体生活情境定义中，人与他者共存在、同生存的善意方式，就是伦理生活。人意愿于伦理生活，其前提是成为自为性创构的伦理主体。这一自为性创构过程就是个体以“自我”为要求的伦理心理机制动态生成过程。开启人的伦理心理机制生成的原动力，是其存在需要指向人性自塑所生成的伦理愿意。人性以伦理意愿的方式朝期待的完美方向敞开，生成伦理信仰；人性以伦理意愿的方式朝利害取向的当下敞开，产生伦理信念。伦理信仰指向天空而关注未来，为动机达向目的构设至善高阶，提供觉解良心、诚致良知、践行良能的远见；伦理信念关注大地而指向行动，为动机实现目的、产生伦理效果注入方向，构筑指南。     

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初探

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存在于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制度本身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的合道德性、合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制定、完善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贯彻执行的活动。制度伦理具有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层次。制度伦理的可能性表现在：利益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管理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价值中介；道德是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催化剂；社会公正是制度与伦理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实践中介。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功利、公正、平等和共富的制度伦理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市场经济秩序中伦理效力的实现

伦理效力是伦理思想、伦理价值转化为伦理生活、伦理现实的能力,任何伦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运作效力,只是理念的存在,不能成为引导社会现实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伦理对经济生活与经济秩序的影响力,伦理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力与调节力,伦理运作实现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合理性的程度,称为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伦理效力。它的主要功能表现为,有效率的经济伦理或意识形态具有确认并强化现行秩序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替代或辅助产权界定,以克服经济秩序运行中的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现象。     

“去伦理”与“非伦理”：轴心时代的思想轴心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伦理政治的困境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内生性原因。政治＂去＂伦理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本质诉求。其时,革故纳新的先声先驱通过理论的先导与实践的现行挑战合法的权力与权威以粉碎解构旧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非伦理与去伦理则构成思想界的主流,政治社会由宗法伦理的实践样式变革为道义伦理的目标性诉求。     

普遍伦理如何可能?——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经验及其启示

犹太教社会的伦理,通常称之为宗教伦理;与此对应,中国宋代以后社会的伦理,我们可以将其叫做宗族伦理。在犹太教中,伦理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种律法,比如摩西十诫;在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这种律法即体现为族训和族规。换言之,这样一种伦理与法律密切相关,符合伦理的生活也就是符合法律的生活。同时,这样一种亦伦亦法的生活准则又通过教育得到落实。普遍伦理只有在法律和教育的担保下才能够实现或成为可能。这样一种伦理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已为犹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西方文学批评之“伦理转向”述评

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的“伦理转向”进行述评,追溯该“转向”的背景并综述“伦理转向”后的主要伦理批评流派。文章指出,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伦理转向”（ethicalturn）后,无论是关注道德自我成长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还是以他者为尊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都强调人的主体性,是对后现代主义时期主体性解构热潮的反驳;探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成为伦理批评的重要内容。     

“伦理调控”概念的知识谱系考察

伦理有着调节人伦关系的重要功能,伦理调控在社会调控中承担着基础性作用。从伦理与道德,从调节、控制与调控,从伦理调控与道德调控这样三个层面对伦理调控的概念加以知识谱系性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和认识伦理调控的概念,厘清伦理调控在整个社会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构建

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尊卑有等、重视整体、推崇道义、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明传统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成功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集主观伦理精神与客观伦理秩序于一身的"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传统道德向生活秩序渗透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社会道德生活成功构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论“制度伦理”的四种思维方式

学者们对"制度伦理"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制度与伦理的同质化、异质化与侧重化。这种分析方式从概念到概念,有利于澄清语词的用法与内涵,属于"概念分析"的思维方式,有可能陷入宏大叙事的学理探讨中。而制度伦理概念的提出,其本意应当是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因此可对制度伦理进行"生存分析",即研究具体制度与具体伦理环境的相融性,进而研究两者生成的适用于特定公民社会的特定"制度伦理",探寻它如何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如何构成公民的生活世界。     

“以学术为业”的深层旨趣

韦伯发掘了一条探索人类文明演化与社会变迁的独特学术路径,其“解释社会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探讨现代性的生成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形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说就是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之间确立一种比较与众不同的辩证关系.对于韦伯社会学的独特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借用“以学术为业”这一指称来点名其学术取向上的伦理叙事和价值观念之意味:韦伯的伦理世界观认为人必须在道德法则之下所形成的义务和在历史使命之下衍生出来的义务之间保持一种适切的张力关系,以求得世界和个人、上帝和俗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伦理在各种生活方式当中流转,最终只有“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建立起亲和关系；“社会科学方法论”关于实然和应然关系的拷量,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现代和传统、现代性和前现代性之关系.这样,伦理理性化理论对宗教意识和经济生活之间关系的考察就上升为对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关联的思考,正是这种致思取向决定了韦伯学术思想的深层旨趣.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