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不在地主与乡村权力生成机制变动——以满铁调查所及的华北区域为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之前,国家政权一直未真正渗入基层社会,官方留下的权力空间借助乡土社会的内生权力得以弥补.在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变迁中,具有较强稳定性的富有乡土印迹的内生权力生成要素因不在地主阶层的规模性形成而失去往日之绩效.探讨社会变迁中的不在地主与乡土社会内生权力机制变动的问题,无疑是乡村政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从族裔到国族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集中表现,作为一个政治发展过程,它包含两个面向不同而又联系紧密的命题,即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侧重于领土范围内人口的认同与整合,国家建设则强调政权对治下体系结构的贯彻与渗透,二者都属于政治建设的范畴,其核心内容也可以概括为"国民(公民)建设".     

从内蒙古SARS防治看政府的危机管理——基于政治维度的实证分析

SARS的突然到来与离去,给人类留下了许多课题,从不同层面认识总结SARS防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提高政府和公民应对突发性危机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政治现泉都与国家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国家政权就其内容而言,是阶级社会中的公共权力.正确运用公共权力是危机管理的根本保证.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