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沧浪诗话》美学思想初探

宋代诗学专著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倡导“妙悟”为核心的审美认识论,以“兴趣”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以“入神”为极致的审美标准和“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的审美趣味共存论,构建了严羽《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体系。《沧浪诗话》所总结的宋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对明清诗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代诗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严羽之宋诗观论略

诗话是诗歌史的生动记录,《沧浪诗话》作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话著作,是以宋代诗学为背景与依托的,对宋诗的评点是其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沧浪诗话》的宋诗评语入手,通过疏证严羽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著名论断,以及对宋代诗坛上的重要流派江西、四灵、江湖诗派的点评,从而对严羽诗学理论中的宋诗观进行更为深微、立体的剖析与诠释.     

接受与阐释:《沧浪诗话》对明代复古诗学动力影响

严羽《沧浪诗话》对明代复古诗学深远,其诗学建构和诗学演进动力都与《沧浪诗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包括,他们对《沧浪诗话》的评价呈现出由众口一词的称赞到有选择性的批评,对《沧浪诗话》的诗学理论由外到内、由局部到全面、由客观部分到主观部分有选择性的接受,对《沧浪诗话》中的关键性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最终确立明代复古诗学的理论架构。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价值——兼评张健《校笺》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是一部甚具诗学价值的中国古代诗话批评理论著作,它独创的理论内涵和独特的批评风格,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影响。张健《沧浪诗话校笺》堪称当代整理、校释、研究《沧浪诗话》的一部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论宋代的诗学辨体理论

宋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突出表现在对诗文与诗词之间的文体形态界限,以及不同体式规范背后的不同审美风格的差异的重视与探讨。本文拟从诗体形态批评的角度入手,为宋代诗学批评理论尤其是的诗学体式与风格批评理论理清发展的线索,探索宋代诗学辨体理论批评的演变发展历程、特征、成就及其基本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宋以前古代诗学批评中诗歌体制与风格辨析理论的梳理与总结。     

严羽《沧浪诗话》与柳宗元诗歌之接受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对柳宗元诗歌接受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其一,第一次将柳宗元作为"元和诗坛"的代表作家,提升了他的诗学地位;其二,首次从纯诗学角度探讨了柳诗与屈骚之关系,强调了两者共有的情感基调;其三,以人论诗,首提"柳子厚体"和"韦柳体",突出了柳诗的艺术风格.     

试论严羽诗论的主旨

在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评论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严羽的诗论旨在“提倡复古”。这是很值得商讨的。我以为,《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以悟论诗,推尊盛唐,以为师法,其主旨不在“提倡复古”,而在于反对江西诗派的流弊与提倡一种新的诗论标准。     

论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是唐宋时期,禅宗与诗学、美学的交融互渗现象极为突出.其中的奥秘,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揭示了诗禅相通的根本.本文依此为契机,拟通过考察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寻绎出传统诗学、美学某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