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遭遇修路事件的村庄选举双重选择的集体行动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现实中比较复杂的集体行动的解释要依赖于一个比较严格的前提假设,任何集体行动都可以还原为一定数量的同质个体在某一时刻的一次性选择,即这一理论忽略了在一个复杂的集体行动过程中集体选择的不可还原性,以及可拆解的多个集体选择的“交互性关联”。本文以河北某村基层选举与修路事件为个案,探讨了具有不同目标的集体选择叠加在同一群体的一次集体行动中时,集体行动的结果和逻辑所发生的变化,并试图以此逻辑为基础对广大农村基层选举中出现的经济精英入主村委会的现象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     

社会网研究的架构:以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为例

本文认为社会网研究存在于七大领域之中。根据各研究领域,本文以组织与管理研究为例说明每一领域要研究的内容,并阐述了社会网结构与社会关系如何在集体行动与个体行动之间搭起一座桥,而其间的自组织现象更使得集体行动绝非个体行动的线性加总,而有着复杂现象的特性——不同的自组织会产生分歧的行动结果,相同的个体行动可能在不同的结构中产生完全相反的集体行动。解开此非线性行为之谜,正是未来社会网研究要继续努力的重要方向。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本文基于一个工人的口述和笔者在深圳和东莞的田野调查资料,集中研究第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愤怒以及集体行动,并试图把第二代农民工的研究纳入马克思阶级形成的理论视野,将情感体验、身份认同等通常归属于认同政治的主题与生产方式、阶级结构等阶级分析的传统主题结合起来,以凸显认同政治研究在马克思阶级分析中的价值。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源自生产关系,当在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和消除时,我们看到认同政治不仅不会遮掩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因为在农民工那里所引发的主体分裂和负面情绪,直接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动员力量。     

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本文基于SS事件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考察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察。本文的结论主要有：直接利益受损者行动目标由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的转变,为聚集者提供了参与契机;价值因素是聚集者参与集体行为的核心动力;直接利益受损者在面对社会价值诉求与个体自身利益选择时,后者的作用凸显,聚集者也随之选择退出,集体行动终结;当前,“价值-利益回归效应”在处理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具有有效性,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并不完全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契合。     

群体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

群体的社会网络对于集体行动的生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群体成员内部的积极情感与针对反对派的消极情感借助网络得以产生、传播和强化,群体的凝聚力以及参与集体行动的内驱力也因此得以强化;通过群体的社会网络,群体成员对社会问题的诠释得以不断传播、交流和整合,从而上升为集体层面的意义建构,这种高度共意性的意义建构能对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产生强大的动员潜能;此外,群体网络通过对信息的传递、对行动者的监控、激励与庇护、对组织者和积极分子的供给施加影响,从而改变潜在参与者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进而改变着他们的行动选择.     

单位团体献血运作的过程与机制:以北京市T大学为个案

本文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血液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以T大学的一次“女生节”献血活动为关键案例,应用集体行动的有关理论,分析单位团体献血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本文认为自愿无偿献血的运作过程是一个意义框架建构和延伸的过程。无偿并非没有任何激励,只是淡化物质激励,更多地强调象征激励,即对符号、话语、意义、价值等的突出,这不仅表达了对献血者的尊重,也促进了献血框架的再生产。单位团体献血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单位内部的结构易得性,由于高校具有更强的结构易得性,自然成为团体献血的主体。     

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评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争运动爆发的频度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海内外关于这一题域的研究也日渐兴起。这一研究题域在概念谱系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以过程分析、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作为其主要的分析路径,以集体行动、日常抵抗、社会动员以及政治过程等理论为指导,并特别关注抗争运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实证研究的比例正在上升,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的“文化和建构主义转向”凸显了框架整合作为微观动员机制的重要性。但是现有文献很少把这一过程置于自上而下的集体行动领域中来考察,同时框架分析在中观层面上的动力机制的认识上尚待深化。本文通过上海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个案考察,探索了选举动员中的框架形成和整合过程。研究发现,选举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网络,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动员结构。这一特定的动员结构在各个动员环节中,策略性地把国家的政策话语和居民对选举的不同感受衔接起来,整合了民主权利、邻里怀旧和社区认同等阐释框架,由此激发了更大尺度的共鸣和参与。这表明,框架整合与动员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框架化过程实际上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     

集体行动中的结构分化与组织化--以白洋淀某村修路与基层选举为例

集体行动的逻辑 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型,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在规模比较大的集团当中,"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1995,P2)在规模比较小的     

利益集团寻租与民主制度的僵化

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寻租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制度僵化思想,分析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民主制度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但它也为利益集团寻租提供了通道,限制了竞争性市场的发展.政治动荡能够瓦解分利集团网络,解放市场潜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创造性破坏的作用.     

行业协会: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基于对温州烟具协会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温州烟具协会为例,分析了行业协会在达成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研究表明,行业协会是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温州烟具协会在行业自律、游说政府、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行业协会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与协会核心成员的小群体特征、组织规范的形成、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以及组织社会声望的积累有关.另外,获得政府部门的授权、协会成员的异质性、与政府和其它相关组织之间的互助协作是集体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超越正式与非正式的界限--当代组织社会学对组织的理解

众所周知,理想类型是韦伯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韦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组织的重要特征——科层制:组织是具有明确目标、明确分工的阶层等级体制,开创了正式组织研究的先河;稍后的人群关系论创始者梅约在其著名的霍桑研究中注意到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发现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无形的、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由此在组织的研究史上形成了两条平行发展的研究线索:一是从正式关系的角度去研究组织结构,把组织看成是由一系列的部门和职位组成的清晰结构,由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协调部门之间和职位之间的关系,组织的边界是封闭的、明确的,组织内强调命令与服从,一切照章办事,其含义等同于科层组织;另一是从共同观点、爱好、情感等非正式关系的角度去研究集体行动,认为集体行动是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它自发形成,没有正式的结构,没有等级,边界模糊不清,它对人的行为影响有时比正式组织还大。前者重视的是人们的理性逻辑,后者重视的是人们的情感逻辑(Friedberg,1997:2)。它们具有不同的理论框架,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一类是按一定意志建立起来的正式组织或正式结构,另一类是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     

合作学习的集体困境与解决策略——基于情境理论操作化的思考

情境学习理论提出"实践共同体"概念,关注群体学习互动如何置于复合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当中。但是,当群体互动概念应用于中国本土的团队实践之时,却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境。为此,笔者尝试提出回归教师权威和重建小组认同的两种修正路径,以探讨摆脱困境的操作策略。     

农民的集体行动逻辑与结果——以浙江省H村的一次选举事件为例

H村村民为Y某争取选民资格的选举事件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案例.此案例呈现出的行动轨迹是:危机引发民众创新期待--精英引导与动员--精英主导的村民集体参与行动--实现行动目的.这其中也相应地蕴涵着危机促动的行动发生逻辑、精英主导集体参与的行动运作逻辑、理性参与的策略选择逻辑.H村农民集体行动的结果,不仅实现了直接目标,而且促进了村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诱致了制度创新.本案例表明:底层社会行动在社会变迁和制度创新中具有积极意义,理性化的集体行动是取得制度创新结果的关键.     

“制衡”难题:冷战后对美国制衡缺位的再思考

冷战结束至今有关对美制衡缺位的问题,引发学术界对传统的均势理论和"制衡"行为本身进行不断地更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对美制衡缺位的解释,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权力差距说、威胁制衡论、制度和观念作用论、潜在制衡者之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国内因素说等。基于目前学术界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试图从"制衡"行为本身,即制衡的条件、制衡的起源、制衡的障碍和美国的反制衡战略角度,对既有观点予以重新解读。制衡的条件关注的是传统均势理论中权力失衡的限度;制衡的起源关注的是制衡者要制衡的对象并非传统均势理论所说的权力而是被制衡对象所带来的威胁;在对制衡的障碍论述中,集体行动困境关注的是"制衡者"理性行为体假定的有限性,国内因素说关注的是"制衡者"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假定的有限性;反制衡战略则是从"被制衡对象"作为能动行为体的角度出发,探究其通过利用上述导致制衡缺位的机制如何规避制衡。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中文关键词》=晚明社会:政治变动:社会转型:利益集团:国家权力异化

长期以来,对于晚明的民众运动,无论是农民起义、奴变或者是城市的民众事件,往往统统称之为民变.如李文治先生著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事而成其名著《晚明民变》.近读樊树志先生《晚明史》,有述临清、湖广民变之章节,亦有述陕北民变之章节,对民众运动亦归入民变范围.然而,晚明城市民变与此后不久发生的农民起义虽然都是社会阶级的斗争,但亦有着明显的不同.以今日对于此类事件的定义,城市民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似应属社会阶层复杂之群体事件.对此,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不仅不以“阶级斗争”论之,且不以“民变”论之,甚至不以“事件”论之.他所著《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一文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1]367,已明显不同于以往之论述,所论重于集体行动之社会层面及与政府政策关系诸方面内容.其近期出版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对此更有深入系统研究.笔者较为同意巫教授关于群众集体行动的论点,但以为此类行动仍为当时之民众群体事件.本篇小文,仅拟就此类群体事件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国家权力异化之关系略作述论,以就教于方家.     

从理性选择到感性选择——评阿玛蒂亚·森"信息扩展"对社会选择研究的理论贡献

社会选择理论从其诞生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设,假设个体是"追求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但从这一假设出发,该理论遭遇了严重的发展困境,不得不以"集体行动的不可能"、"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结论告终.围绕着如何突破不可能性,该领域的另一位领军人物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信息扩展"的要求,为社会选择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信息扩展,其实质是修正理性人假设,承认社会选择中的价值、伦理、感性等因素的作用,实现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统一.     

国际海洋资源环境管理困境与破解——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加强国际海洋资源环境管理已成为世界各国21世纪发展海洋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人类活动已致使海洋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海洋环境遭受重大破坏,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捕捞面临“公地悲剧”、国际海洋环境容量过度使用陷入“囚徒困境”、国际海洋资源环境管理遭遇“集体行动悖论”.为了有效破解这一集体行动困境,国际社会应加强区域合作、构建区域合作机制; 强化“选择性诱因”激励机制; 积极培育利益共同体成员间的社会资本; 改革联合国海洋资源环境管理机构、强化机构间协调.     

评《道德尺度,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

多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及其理论本质性征上一直存在着一场斗争。所谓合理选择学说在标准经济学的核心地带已不再有令人难以企及的地位,而在政治理论领域那几乎未加防范的疆土上,轻而易举的退却则更加剧了这一趋向。看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广袤家园也要自身难保了。那些征服和占有新领域的进攻者手中掌握着全新的武器,包括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及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成本,信息经济学,资本动因理论及组织的经济学理论;包括财产权,对策论及制度的经济学理论等。面对这咄咄逼人的攻势,志在捍卫本土的同病相怜者们恐怕又太急于携起手来以巩固他们的阵线,结果反倒没能守住并巩固那新帝国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