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三题议

作为我国“意境”论基础的“境”或“境界”一词,经过学者们多年潜心研究,现在可以确认,它主要来自佛教哲学。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词已在汉译佛典中广泛使用,如北魏昙摩流支译有《如来庄严智慧光明一切佛境界经》,梁僧伽婆罗译有《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等,至于经文中使用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由于当时佛学和文学之间尚缺乏美学层次上的融通(仅渗入思想内容),以及文学发展进程的总体意象化特征,故佛学“境界”论的理论价值,则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发现。但进入唐代,尤其是禅宗盛兴的中晚唐时期,一方面中国文艺已进入高度繁荣的意境成熟期,另方面其说又适与当时士阶层人们的文化心态相合拍,故“境界”论才被发现而引进诗文书画理论中。现存中晚唐诗文及其他材料中,都有大量文士与佛子交往之作,即可看     

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

“缘域”是与“境界”“意境”“境域”等具有家族相似的概念,但将后三个概念遮蔽的缘起性、条件性和关系性凸显了出来。相较而言,境界重在一种空间性的场域存在并确立其某种界限;意境重在主体性的意识所变现之空间化场域;境域重在一种空间化场域的扩展状态;缘域则重在由缘起、条件和关系生成中的场域状态。中国文学可以从境界、意境、境域层面上去探讨,这已在学者们的相关阐释或研究中得到广泛实践,而从“缘域”论中国文学,则还远远不足。探讨中国文学的“缘域”,是可以与境界、境域、意境等概念并行而又别出新意的。中国文学缘域论借鉴了从印度佛教而来的缘起性空论,又在中国化禅宗的思想世界中得到发酵,而中国禅诗则是其最重要的实践。中国文学缘域在其发展中可以区分出三重境界,即文道真斋的自性悟(我是我)、人文涵养的他性悟(我非我)、文心通变的圆融悟(我化我),此即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对于中国文学缘域三境的论述和阐发,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阐释实践。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考述

唐代文士籍贯与文学关系密切,不同时期文士籍贯总是以密集点的呈现表明其分布状态;中晚唐文化虽呈南移趋势,陕西和河南籍的文士密度仍居前列;《丹阳集》编撰的意义在于确认以籍贯为单位关注文学现象的意识,而初唐“吴中四士”的出现隐含着北方文人势力强盛南方文人势力弱小这一事实。     

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文化解读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由此形成的贬谪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自唐代起,众多贬谪士人的文学创作就已具有“画师眼光”“禅道境界”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诗情”“画意”的进一步交融,由是形成了贬谪文学中“地景书写”的博大与精深.贬谪文学中的“地景书写”是贬谪诗人以其独有的目光审视流寓之地的风物人情,客观上也是对某些特定景观所进行的一次审美观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再发现,意味着空间的再生产,通常都具有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地域经验,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民间情结与地缘意识,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以及对某些地域性知识进行重建和表现的功能.     

融合中西 超越中西——论王国维“境界说”对叔本华美学的借鉴

王国维是一位融合中西的学术大家，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他的文学研究中。在各西方美学家中，王国维尤好叔本华，因而叔本华的观点也必然渗透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中。以《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为例，从“境界”的生成过程、“境界”的形态种类、以及“境界”的艺术表现方式三方面考察，可以见出王国维在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上对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关学的借鉴。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续)

严格地讲 ,大陆后现代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作为理论话语 ,缺少与其对应的作为先在经验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 ,这两套“后”话语不是从大陆本土发生的后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中提取出来 ,转换为一种具有理论指导性的批评话语 ,而是从西方舶来的宗主国理论话语在变体的态势中为大陆学界所用。在这个意义上 ,大陆理论界以“后”话语在批评中所定义的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化与文化艺术中的后殖民现象是西方两套“后”话语过度诠释的牺牲品。王国维《人间词话》以“隔”与“不隔”来界分主体在创作中能否获取“境界全出”。笔者以为 :就当…     

论王国维与朱光潜的“境界”观

论王国维与朱光潜的“境界”观杨立民中国传统诗学非常重视文学的本体存在方式，往往都着眼于从文学之言尽意不尽的审美蕴涵方面立论，所谓“意境”、“境界”概念是对文学本体存在方式的一种现象学式的描述与概括，将现代西方美学着重于审美活动中美感经验分析的思维路向...     

台湾现代文学(1923-1949):"边缘"、"转换"缠绕流动下的中华文化持守

“转换生成”、“边缘书写”与“文化隐喻”是台湾现代文学史时段内(1923-1949)最为突出,而又具普遍代表性的美学现象。离岛写作、边缘题材、边缘文体等构成了多种边缘书写样态;语言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文学内部与文学外围文化及外围书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转化等形成了不同的转换模型。这些“边缘”与“转换”现象是处于不断地流动缠绕、纠葛共生之中的。而通过隐喻机制来持守、传达的中华文化则是台湾现代文学始终不变的本质特征。     

文学批评的四重境界

依据内容构成,文学批评大致可分为复述归纳、体悟阐释、分析评判、提升创造四种基本形态,依次相对应的是传播文学信息、丰富作品内容、探讨创作规律、开拓思想空间四重境界。复述归纳式,也许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体悟阐释式,也因缺乏深入分析而批评意味不足;达至第三重境界的分析评判,才更具文学批评的本性;而最高境界则是思想空间的开拓与创造。正是依据四重境界,可进一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足大多批评文章,达到的尚是低层次的第一或第二重境界,与之相关,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我们还找不出一位像刘勰、巴赫金、赛义德那样具有独立思想创造的批评家,能够达到第三重境界的批评家也不多见。一位批评家,要达至第三重境界,必须具备广博的专业理论与深邃细腻的文学眼光;要达至第四重境界,需要的则是元理论的反思能力与超文学的批评视野。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分野--从《诗经》到《湖畔》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时期、汉魏六朝时期、唐代中晚期.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开放、自觉道路.     

论晚唐诗词抒情方式的创新——以李商隐和温庭筠为中心

李商隐的爱情诗和温庭筠的曲子词,共同展现了晚唐诗词秾丽深婉的美学特色,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二人在抒情手法上的创新.李商隐的爱情诗,隐去具体情事,将情感物化;温庭筠的词,隐去作者,为人代言,将情绪审美化.晚唐文学抒情方式的这一创新,推动了晚唐五代词体的定型,成为词体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之一.     

由先秦至唐代：汉语叙事诗之成熟

中国汉语诗坛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性“史诗” ,但是诞生了“诗史”。从《诗经》到两汉乐府 ,到中晚唐诗篇 ,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显现了夺目的光彩。唐代叙事诗 ,是中国汉语叙事诗成熟的标志 ;对它做重点研究 ,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诗界“抒情”和“叙事”之双峰 ,更深刻地理解艰难时事怎样造就一代诗豪 ,更准确地检测诗人的才力和魄力。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雅与趣的审美追求——对《云溪友议》的一种解读

《云溪友议》是晚唐居士范摅的笔记小说。范摅的创作目的是为文人提供论文会友的谈资,所以在小说的题材内容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求“雅”、求“趣”。“雅”是通过诗歌的大量录入和对文人生活的描写来体现的,“趣”是通过对标题、诗的选择以及人物选择等方面的精心安排来体现的。因此,此书在对唐诗的保存、对中晚唐文人的生活和追求及其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影响的反映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唐诗人口数字辨析

对《全唐诗》中几乎所有涉及人口数字的诗歌篇章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又搜集到了涉及相应诗歌的今人的论文或专著,将两者结合进行了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唐诗在人口数量的描述上,有些确实以现实人口为基础,诗中描写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人口现状;但大多数则是一种艺术的手法,只是反映出当时人口众多的现象,多非实指,所以并不能当做历史史实来运用。     

唐诗:"对面取象"的格式及美学原则

从诗的对面写自己的情思,这种创造意境的方法为“对面取象”,或曰“对写法”。它源于《诗经》。在诗法臻于极致的唐朝,这一诗歌创作技巧更为诗人们自觉而圆熟地运用;特别是在送别诗、怀人诗中,“对面取象”这一创作技法,以“实象”和“虚象”的交织为特征,以“实象”和“虚象”摆放的位置为格式,不仅能够深入细腻地达难达之情、述不尽之意,而且还能够使作品层次叠加有致、意境摇曳多姿。同时,唐诗中的这种创作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温庭筠词与"词为艳科"之传统的关系

温庭筠的诗词创作实践清晰地展示了晚唐由诗入词的线索与途径 ;作为唐代第一个“专力于词”的文人 ,温庭筠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畛域 ,不仅是晚唐艳情诗坛的重要诗人 ,更以他的艳词创作直接开启了晚唐五代香艳的词风 ,并且奠定了词以婉约为正宗、词为艳科的正统地位。温庭筠的功绩就在于将中国文人诗歌的接力棒从诗传递给了词 ,开启了宋朝一代文学的大门     

王昌龄诗艺新探

王昌龄的诗歌与诗论在唐诗中具有早、全、新的特点。所谓“早”即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在开元 2 2年前 ,已名满天下 ,成为唐音的先导。所谓“全” ,即王昌龄的诗歌题材多样 ,体裁全面 ,结构新颖 ,体现了丰富性、全面性和创造性的统一。所谓“新” ,即王昌龄的诗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要求和创造革新 ,并在《诗格》中提出了“情景理相兼”、“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理论 ,从而对传承初唐与盛唐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奠定了王昌龄在唐诗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