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构成什么罪以及处以何种刑罚,都应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同刑法一起外机坠地的,而是在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作为罪刑擅断的对立物问世的。从罪刑擅断到罪刑法定,是刑法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亦是法律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产生了罪刑法定思想的萌芽,如罗马法即有“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并且当时就形成了所谓“无法律则无刑罚”的格言。但是,作为罪刑…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背景与追寻

罪刑法定从思想成为实在法中的基本原则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近代西方各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实践同步的。一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实践直接影响一国的刑法理念,由此影响罪刑法定原则在该国的命运。中国自清末改制到国民党刑法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罪刑法定的命运就与中国社会的命运尤其是与宪政的命运相捆绑,而宪政秩序在中国社会的迄今缺席昭示着罪刑法定的坎坷命运远未终结。为此,在我国强调罪刑规范建构以民主、平等、人权等理念为宪政诉求,罪刑规范的司法运作贯彻理性司法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论罪刑法定主义的对立统一性

罪刑法定主义的核心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没有预先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所以，罪刑法定主义要求我们，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犯罪必须依据行为发生之前法律有否明文规定为犯罪，不能依其他法律条文类推定罪，也不能依新法律追溯既往的行为。罪刑法定主义同“罪刑法定”原则是有区别的，它除了涵有“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还蕴含着刑法内部关系的对立统一性。因此作为罪刑法定主义来理解反映的是法制建设与经济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权益的对立统一关系，刑法的改革与稳定…     

也谈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伴随着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全面覆盖了中国的刑法解释理论.罪刑法定主义其解释学理念在于:一则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了刑法文本之本体论意义,从而即决定了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再则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提出"合法性"要求.然而,罪刑法定主义自身的价值困惑,罪刑法定原则带给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困惑,不仅阻却了罪刑法定理想的完美实现,亦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陷入困境.因而,反思罪刑法定主义之合理性、论证罪刑法定原则之可行性,就成为刑法解释理论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起点.     

论刑法典的立法盈余及其完善

1997刑法典在坚持罪刑法定,强调法律文本的明确性的同时,对某些法律规范的规定,造成了立法上的多余,不仅给某些犯罪的定罪量刑带来不便,也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背离了其初衷,异化为妨害罪刑法定实现的事物。     

罪刑法定原则之实践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发展及意义罪刑法定主义最早发源于英国１２１５年大宪章，到公元１７、１８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形成一种思想潮流。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处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上升为法律，规定在１７８９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当中，该宣言第８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纲领性条文的指导下，堪称…     

罪刑法定与我国刑法中的类推

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何处理,在各国刑法中基本上有两种不同规定:一种是采取“罪刑法定”,原则不处罚;一种是实行“类推”制度。 罪刑法定要求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为罪,不处刑。这是在反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中产生的原则。反过来也就要求刑法中明确详尽地规定各种犯罪构     

罪刑法定原则司法适用的几个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在司法实践中须被贯彻和严格遵守。为了避免罪刑法定原则被司法虚置和K越,全面反映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要素和实践意义,要处理好罪刑法定和司法解释的关系,科学界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确理解刑法中的相关条款,避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界限。     

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备内容———新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却不能从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中自然得出。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存在着不足 ,而这种不足可能会导致今后立法上的权限不清 ,故应予以完善。     

论我国刑法上的法律类推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木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所谓法律类推,就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这是一般原则。但是,刑法第七十九条又规定,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因此,可以认     

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及本质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及本质含义○解春廖军罪刑法定原则在１９７９年的刑法中已基本上得到了体现,如明确规定了犯罪,犯罪构成,犯罪种类,以及刑罚的概念,刑罚的种类和刑罚的运用。但将罪刑法定原则真正明确规定在刑法典中,却并非一件轻松的事。首先需要的是敢于向传统...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贯穿于刑法的始终,是法治在刑事法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都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看刑讯逼供罪的现行规定,发现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两项内容:明确性原则和禁止不均衡的刑罚。笔者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确认及其特性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在保护人权和限制滥用刑罚权上的核心价值,国际社会首先在一些国际人权公约中确认该原则,并在涉及国际刑法规范的国际公约中融入该原则的理念和内容.后经过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实践,<罗马规约>最终以专门条款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标志着该原则在国际刑法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深入的接纳,成为国际刑法的基础或核心原则.由于国际刑法在法律渊源、执行机制等方面与国内刑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并须兼顾罪刑法定原则在两大法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容,国际刑法在确认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时,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国内刑法,其具有自己的特性.     

罪刑法定原则之诠释与解读

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性和有限性,因此,这个原则只能作为相对真理来解读,这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文本作相对主义的理解.法律本身的实践性品格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有其客观基础和条件,而非主观的随心所欲.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有二：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简称“法外无罪，法外无刑”。它强调定罪量刑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为人们悉知的法律标准，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的第3条规定：     

企业合规不起诉：政策、教义与边界

新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政策产物,能够将实质理性灌输到法教义体系,但同时应当受到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约束。从政策视角来看,我国企业犯罪的严峻形势、重打击轻预防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等现实因素,赋予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的正当性。但该制度欲获取合法性,必须遵循包括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起诉法定原则等法治国原则。在此前提下,遵循刑事一体化的立法思路推动刑事法律规范的教义发展：一方面,将企业合规作为一项刑事责任减免事由在刑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企业有效的事前合规体系能够阻却犯罪成立,而事后合规体系能够影响量刑;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篇中增设“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合规考察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等若干程序机制,并审慎限定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不能突破法律规范的原则底线。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与中国刑事制度研究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事制度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制度。     

犯罪本质层次论

犯罪的本质应区分不同层面,分而论之。立法时,要确立出标准,划定犯罪圈,因而其本质是应受刑罚处罚性;而在司法中,只能适用法定的标准,因而其本质是刑事违法性,以便与刑事类推相区隔,由此落实罪刑法定原则。     

谈罪刑法定和刑事类推的问题

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认为是犯罪而不处罚呢?还是采用刑事类推原则定罪判刑呢?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中,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采用了不同的原则。 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就采用了“比附援引”的原则。列隋朝时期成为定例,一直延用到民国初期。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意大利刑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针对当时欧洲残酷专横的封建刑事制度,要求确定罪刑必须严格地根据法律明文规定,提出法无明文不为罪,不受处罚的原则。既反对类推的运用,也反对对法律的扩张解释。这个原则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现在,如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仍然采用这个原则。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实践中或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实行罪刑法定的原则,也从未完全否定类推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