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荷马史诗”女性观的双层结构

一般对于"荷马史诗"所做的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都认为,在史诗中有一种男权思想,女性处于劣势的地位;论题试图在理清这种"男权中心"、女性处于"待救"状态的表层结构的同时,进一步揭示"荷马史诗"时代与史前社会母系氏族时代的传承关系,以探究史诗中所隐藏的关于"女性崇拜"的深层结构.     

《伊甸园之东》中的女性“他者”形象解析

在小说《伊甸园之东》中斯坦贝克塑造了三类典型的女性形象——地母型、天使型及妖妇型,描述了其在男权社会中作为"他者"的生存状态及其社会认同。本文借助于"他者"理论从女性主义视角对从男权社会对三类女性形象的定位及其认可度来剖析作家的女性观,并指出斯坦贝克虽是男权体系的维护者,但并非评论界所说的"厌女症"作家,其对女性还是持一种认可和欣赏的态度。     

解读《浮现》中的“他者”形象

《浮现》讲述的是无名女主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传达了对加拿大民族身份、女性与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关注。小说中的后殖民地、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他者"。     

神话的坍塌与重建——谈陈染小说恋父、弑父与“回家”

陈染的小说以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特征和意识倾向--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逐渐逃离男权文化中心对女性既定角色的阴影;在拆解与颠覆男权中心与父权的神话的同时,在绝望与痛楚的叙事中传达出"禁中守望者"的话话,即构建女性文化自救的神话.     

“寻找男子汉” 、“女强人”文学 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

新时期之初,当中国女性进入由语言和法则所构成的象征界,试图完成自我主体身份认同的时候,由于缺乏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女性无法为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立场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没有话语理论作支援的女性 "突围表演",只能沿用包含男权思想的话语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反抗愿望,凭借已有的话语理论为女性争取自我实现空间.而一旦运用这种话语,女性就会步入男权社会的权力逻辑,就会被禁锢于一个她们原本想反抗的权力结构之上.这就是新时期之初中国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性别身份认同所遭遇的围困."寻找男子汉"、"女强人"文学和"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宣言的流行和陷落,正是这一困境的表现.     

近代报刊媒体中的女性“受虐”形象——以“张致和杀妻案”为中心的考察

"张致和杀妻案"是天津社会发生的性质恶劣的宠妾虐妻案之一。《益世报》对张赵氏受虐身死的报道引起了天津女界团体的强烈愤慨。"赵氏昭雪委员会"的成立促进了案件的公开审理,宣传了"男女平权"的基本理念,推动了天津妇女运动的发展。张致和"罪重刑轻"的判决结果和最终逃脱惩罚的结局预示了脱离了社会政治实践,局限于上层知识女性的近代女权运动的失败。在父权制的文化统御之下,遭受虐待成为报纸媒体呈现的传统女性形象之一,这一形象反过来又强化了男性对女性形象的认可。因此,近代女权运动只有触动男权体制和男权文化的根本才能有所成效。     

作为“同谋者”的女性身份

在女性主义运动和批评理论中,女性一直是以男性中心文化的反抗者的身份出席,然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女性自身内部的差异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一些女性以一种"父权"的态度对待"他者"女性,而作为男权文化的"同谋者"的身份在场。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个问题,能促进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镜像”映照下女性的“自我”构建——电影《嘉年华》的女性主义阐释

电影《嘉年华》以女童性侵案为视点,将几位女性的命运融入其中,描绘了当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意识。本文以《嘉年华》中三位女主人公小米、小文、新新为对象,以拉康的镜像理论切入,具体分析当下男权社会女性被无意识"凝视"的关系,以及女性如何在被"凝视"的关系中构建"自我"。该电影显示了导演的匠心,这为女性主义电影与电影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伊迪丝·华顿鬼故事“双声话语”书写策略探析

伊迪丝·华顿的鬼故事系列短篇小说具有"双声话语"的性质,即采用鬼故事这一为男权社会所接受的文学体裁表达华顿的女性主义思想。这一性质通过以"鬼"为主的意象群、缺席、不可靠的叙事者等书写策略得以体现。采用这些书写策略,华顿反映了女性表达自我和反抗压迫的心声,讽刺和抨击了丑恶、残酷的男权体制和文化。     

“女”、“性”的沉沦——20世纪90年代后期女性性爱书写的误区

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的性爱书写陷进欲望话语误区;文本展现的是理性缺失的女性形象,女性成为消费对象,追求放纵的肉欲快乐,依附男性."她们"的写作性爱主题体现的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回归男权传统.     

论数字影像及其真实性观念

数字影像对传统电影电视的巨大冲击 ,乃是在制作方式、生成方式与存储介质上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尽管它竟可“以假乱真” ,但是依然不能改变人们对数字影像的真实性要求。影视制作者依然必须根据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抑或感觉的真实来生成数字化虚构影像的创造性真实。真实永远是一切艺术的生命。电影无论在中国乃至全球 ,都不会在短期内步入“后电影时代”而濒临消亡。     

目的论在电影名翻译中的运用

随着近年来电影业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电影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形式,对电影、特别是电影名的翻译已不能单纯作为一种纯文学形式用传统的“等效”翻译理论或“接受美学”等理论进行研究,而应以“目的论”为理论依据,把电影看作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积极探索电影名的翻译,以满足当今电影业快速产业化的发展对电影名翻译所提出的新要求,实现电影的市场化和商业价值。     

张艺谋电影作品叙事风格的嬗变过程

叙事风格是指导演所使用的使影片文本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特色的艺术方法的倾向性.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经历了戏剧性的浪漫传奇、故事性的理性纪实、影像性的虚幻诗意的嬗变过程,一步一步从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风格迈向目前世界具有现代性的电影叙事风格.张艺谋在变中逐渐强化了以影像语言为叙事元素的地位,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影像本体的回归.     

香港“光复”时期的左派期刊电影批评开拓——论《电影论坛》的电影批评

《电影论坛》是香港“光复”时期重新起步的电影批评的最重要期刊阵地,建构出囊括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诸多国家的批评视野,并在南来文人“中原心态”和国族意识的观念下,着重对于中国、美国、苏联三国电影问题展开一系列批评,其中呈现出四种电影批评观念,并在杂语共陈与此消彼长中显露总体上的渐进式偏左路线,由此迈出“光复”时期香港左派期刊影评的第一步。     

从“盗亦有道”到“春秋无义战”——香港“黑道”电影中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的演变

香港“黑道”电影是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道”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到90年代的“卧底片”,再到新世纪初的“交叉卧底片”——《无间道》系列以及更晚近的《黑社会》系列,香港“黑道”电影完成了由“盗亦有盗”到“春秋无义战”的基本转型,并经由传统中的“情义”到现实中的“利益”追求,诉说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黑道”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为香港“黑道”电影的阐释与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现实思考的深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19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得以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官方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当然,这一经典类型呈现的比较外在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香港“黑道”电影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盗亦有道”的独特价值认同方式和“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区分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已经被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春秋无义战”所代替。但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把它看作是简单的“礼崩乐坏”,而应当向更深刻的人性思考寻求答案。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类影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出回归后经济文化的低谷,在港片越来越以大陆市场作为预期目标的今天,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审美超越--谢晋电影创作观念略论

中国电影传统观念的主要特征为以突出伦理教化和政治倾向的"载道"原则为基本特点的功能观念、以"影戏"的基本规律为本体的创作观念、以"寓教于乐"的文艺创作传统为核心的接受观念,以及注重探索适合大众审美情趣的电影艺术创作方法等.谢晋电影创作观念,上承郑正秋、蔡楚生等创立的电影创作传统,下开中国传统电影借鉴并融合现代电影手法的先河,对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实现了审美超越,为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戏剧与影视艺术的跨界传播

研究当前国际上戏剧和影视作品发现,能够被艺术届认可的,其中都包含戏剧与影视的融合。戏剧与影视艺术的“跨界”传播,已经成为了当前戏剧、影视艺术发展的一种主流趋势。戏剧与影视艺术都属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叙事艺术,同时也同属于社会艺术的范畴,因此二者的“跨界”具有可行性。戏剧与影视艺术的“跨界”传播,拓展了艺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促进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论电影《金陵十三钗》文化审美意蕴的缺失——兼与同名小说比较

电影《金陵十三钗》明显受好莱坞电影影响。它力求在主旋律电影要素、商业电影要素和艺术电影要素之间求得平衡,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对人精神、心理、品性挖掘和表现的单一性,在运用画面、声响、情节等手段表现日军侵略者的罪行,表达中国人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高扬国人团结自卫的伟大精神和自是一家的价值理念时,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却遮蔽了同名小说的文化多元性和精神超越性,使电影的艺术回旋空间明显不足,对人性的张扬也缺乏丰富性和对比度,导致电影的创新性大打折扣,文化审美意蕴也存在诸多缺失。     

类型电影与观众态度

根据电影叙事是否依据一个形式惯例传统,电影理论把电影分为类型电影和非类型电影。事实上,来自于既有惯例的类型经验影响着我们从日常生活到艺术欣赏很多行为中所具有的心理模式,我们的相关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以此建立。本文讨论的是在观看类型电影的时候观众的欣赏态度,并将这个态度分为"作为基础的惯例经验"、"欣赏时建构的心理时空"和"态度的娱乐指向"三个部分,从中可以看到三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和观众欣赏类型电影的心理特征。     

不彻底的颠覆暧昧的价值观——电影《赵氏孤儿》的意义阐释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以"人性"为突破口,以放弃"高调"为由消解了"赵氏孤儿"故事中蕴含的"忠义"和"诚信"母题,力图给这个悲壮的"舍子救孤"故事以合理化的诠释,最终将其转化为"人性如何向善"的故事。但是,这个志在昭示"人性"复杂性的故事,却仍然没有摆脱"复仇"的模式,使得电影的颠覆是不彻底的,由此而带来的价值观也是暧昧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