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是"工具理性批判"吗?

目前的“工具理性批判”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技术,认为它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其实,造成这些异化的根源并不是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本身,而是那些指导科学技术开发运用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工具理性批判”,而首先是“价值理性批判”或“价值非理性批判”。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从拜物教批判到工具理性批判——社会批判理论范式的转换

社会批判理论经历了从拜物教批判到工具理性批判的动态推演过程,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不仅改变了被批判的领域,而且促成了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转轨。自主市场经济构成了拜物教批判的经验依据,马克思通过倒转国民经济学历史自然化的运思理路,解构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结构,通过对资本经济体系不协调运行的病理学危机诊断,提供了社会总体从经济必然性统治下得到超越与解放的逻辑保证。随着自主市场的隐退,作为"被管理的世界"之否定性投射的工具理性批判,以"否定的辩证法"为拯救和批判的方法,对物化聚合体和同一性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颠覆。但是,工具理性批判终归是单维文化意识形态向度的"瓦解的逻辑",内含着无法自洽的逻辑悖谬。     

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探析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和功能应合并指向民主化的双重追求。价值理性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民主的中心,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价值理念建构功能、动力供给功能和超越批判功能,而工具理性把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置于民主的首位,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条件勘定功能、制度安排功能、技术设计功能和程序设置功能。价值理性解决民主的可欲性和可信性问题,工具理性解决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二者协同作用才能使其发挥有效的正能量,形成民主化的真正推力。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绝对的意义归于何处?——霍克海默的宗教诉求及哈贝马斯的批判

霍克海默对宗教的诉求是其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了宰制自然、社会和人的片面的工具理性,而启蒙辩证法则证明启蒙非但没有把人从野蛮和宰制状态下解放出来,反而使人重新进入新的野蛮和宰制之中.面对工具理性和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对现实的人类解放丧失信心,转而诉诸宗教,将批判理论与宗教结合起来,用绝对为真理和道德提供保证,给处在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哈贝马斯揭露了霍克海默宗教观的片面的理性基础,消除了霍克海默宗教立场的二元性,并且力图从交往理性出发拯救宗教的规范内涵.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表征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途径。     

理性的演进与哲学的回映

理性的存在及演进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过程，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索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思想，挖掘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对于理性地对待理性，使理性趋于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中的理性融合——基于纽约访谈资料的分析

近年来中西学界已经就政府绩效管理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的趋势达成了共识,然而我国业界实践中两大理性还有所偏废。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业界必须要做出调整。基于文本分析和业界访谈获取的纽约实践资料,可以呈现其通过政府的回应性、公众的参与性、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过程的调适性确保两大理性的融合。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及其演变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点,理性概念的演变本身反映了经济学自身的演变。对理性概念的把握,是判断一个学者经济学素养的基本标准。经济学中的理性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因此,对理性概念的分析可以从决策过程中的目标理性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理性两个方面进行。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理性与诗性的交融——读《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

《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分别是中国与希腊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两书在叙述上都兼备理性与诗性的特征,既能以历史与科学的理性来辨别史料之真伪,解释怪异之现象,又能以诗化的叙事说理、语言艺术以及情感表达来丰富史书的内涵。理性与诗性的交融,是两部史书在叙事艺术上具有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论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是法律从规范的静态存在走向实践的动态存在的内在根据。法律效力是指内含于法律中的对法律调整对象产生作用的能力。因之,其可分为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法律效力的实体根据在于法律的合需要性与合规律性(统称合目的性),其形式根据则在于对语法、逻辑、修辞等语言工具的尊重和对内部之正当程序和外部之必要强制的坚守。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