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寻根文学的研究理路

作为新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潮流,寻根文学是当代作家寻求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融合、并以此来重塑民族形象和文学的努力的产物,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文化热"与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说",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外来文学思潮,以鲁迅、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传统等,则是它得以产生的理论与文学资源。由于作家们对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态度,使许多研究者认为寻根文学的创作与其理论存在着矛盾,因为无论作家们的初衷如何,他们在作品中所描述出来的文化似乎都只是一些"失落"的或"原始生命之根早已衰朽了"的文化。关于寻根文学的种种批评,说明了寻根文学负载了远非一个文学思潮所能负载、所能解答的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而它对其后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它所探讨、所反映的诸种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后殖民等新的理论视角下的再阐释,表明寻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也不仅限于它引起热潮的那几年。     

寻根文学再寻思

寻根文学的崛起和衰落成为一个文学历史之谜 ,不少的文学评论家以及当时担纲创作的作家们都不断在回顾反思。本文的再寻思建基于他们的反思基础之上 ,认为寻根文学的衰落与作家群体在寻找文学的“根”时 ,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存在某种误读现象 ,以及无力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紧张从而导致文学发展存在着先天的内在危机 ,而这些危机的出现与作家自身的文学视野和对“传统”作为文学的“根”的狭隘理解有相当的关联     

文学天宇中一道夺目的闪电——论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次重要探索.它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提供了政治话语写作以外的另一种写作范式,指明了小说可以朝着无限广阔的文化领域进军,召唤着作家大胆借鉴新的创作资源.当它为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文中主要从"寻根文学"的渊源、背景、理论-作家作品及所受到的外来影响等多方面试图对寻根文学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把握.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被压抑的族群身份认同逐渐复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对各族群文化的自觉追溯与探寻。这一文化寻根现象最初显现为文学表述空间由政治转向文化,后在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寻根意识与现代意识得以强化,又由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成熟。     

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作家而言,“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寻根作家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的文化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追忆中,寻根派试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出一片开阔天地,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寻根”:策略而非信仰

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寻根"并不是它的旨归和信仰,而只是它求新求变的一种策略。它同时是80年代新一代作家和批评家取得话语权的一个旗号,也是当时文学圈子化的结果。寻根文学本身的缺陷、悖论以及衰落,都与"寻根"的策略性密切相关。     

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西藏新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扎西达娃、色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为代表的西藏作家创作的一类小说。本文以西藏新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它置放在寻根文学背景中,审视西藏新小说关注西藏地域文化、进行形式探索两个突出特点,以此呈现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想象民俗的方法——“寻根文学”民俗叙事策略探微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寻根作家,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意识和文学观念的倡导之下,几乎都热衷于对异域风俗进行细致描摹,以期从中挖掘本民族的内在文化传统和深层文化结构。在这过程中,为了更为有效地发现、挖掘和传布那些异域风俗中的丰富文化传统与隐秘文化结构,寻根作家往往采取多种叙事策略。虽然这当中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方式,但也有明显的共性,一是通过解释与说明的手段来达到艺术真实;二是通过置换变形与虚构手段来达到对民族文化的想象。寻根文学的这种民俗叙事与现代文学和延安文艺的民俗叙事有着不同的动因,从而也体现出其在美学意义上的独特性。     

寻根文学形成的内生性和世界性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伤痕文学"到马尔克斯魔幻叙事式"寻根文学"的过渡,这种文学形式的转变以及寻根文学的诞生,体现了新时期创作群体对社会认知的调整,他们试图寻求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认知和描绘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在新时期文学进行自发调整的同时,诞生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给具有相似社会困境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带来了理解当时社会现实的新的认知方式,促生了寻根文学独特的魔幻叙事方式。在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创作主体也进行着审美创造,赋予了现代主义和人类生存境遇问题以新的涵义,从而突出了寻根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 构简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母体”与“现代”的双重寻找——论台湾寻根文学

台湾寻根文学分别于1940年代、1950-60年代、1960-70年代三度勃兴,因历史激发力的不同在文化心灵诉求上各有侧重。从文化心理层面整体审视,上述台湾寻根文学的三度勃兴与台湾人内在主体的二元分裂密切相关:首度勃兴源自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主体分裂,再度勃兴源自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主体分裂,三度勃兴源自台湾人与西方人之间的主体分裂。三度勃兴的二元分裂虽各有不同但皆导致台湾人无根的失落,这正是寻根的前提。三度勃兴显示出台湾人对于母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强烈渴求,对于走向现代而不自我迷失的精神寻寄。     

试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1980年代的知识场域

在当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本文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勾勒了1980年代“文化寻根”前后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并试图把问题历史化,在“清理”中寻求“寻根”的“自我批判”,在历史反思和批判中,考量“寻根”的历史轮廓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性。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在19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文化、思想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寻根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创作潮流力图重构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一开始他们就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倾心,试图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获得当代文学发展的生机,获得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的权利。但由于寻根文学作家对“根”的理解不同,因此他们呈现出的审美形态是多种多样的。     

现代视野下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的审美意蕴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创作是从地域概念和作家创作的主题思想以及其创作的审美风格特征加以界定的.他们并不追逐于文学的现世功利,不趋向媚俗,始终坚持地域文化的文学审美和文学趣味,同时也用现代审美的眼光关注现实社会.     

民族体质融合对辽金文学的历史意义

民族融合不仅反映在文化融合方面，而且反映在体质融合方面。二者都对辽、金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相对而言，文化融合的文学意义多为人所注目，然而体质融合的文学意义也不可低估。体质融合通过异质血统的不断交流使各族人一代又一代从异族父母双方获得不同族群的遗传基因，保证后代子孙在体格和智力方面持续不断地得以变异和优化。契丹、女真、渤海、鲜卑、突厥和汉都是体质融合的优生民族，孕育出大量作家，对辽、金文学的繁荣、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功绩。民族体质融合对辽、金文人和作家的气质、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重铸有决定性作用。辽、金两朝出现的大量的混血种作家和先世已被同化入汉人的北方民族后裔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创作体貌也都充分体现了体质融合的重大历史意义。     

从容中的焦虑与焦虑中的从容——沈从文创作与 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之比较

80 年代文化寻根小说中的鲜明主题意向,繁复的情节叙述,以及创作主体强行介入人物命运的写作方式, 都流露出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的焦虑。而沈从文的作品以
乡下人
的执着, 以真正艺术家的心境回答了未来世界走向一体化进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即从多元文化的审美角度来对待和处理现代性的紧张与焦虑问题。沈从文固守着自身审美立场对当时现实得出的结论,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80年代的寻根作家到底没能逃脱流行趋势的囿制,也没能取得沈从文那样的文学成就。     

"左联"湖南作家与俄苏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内核、经世致用的近世湖湘文化特质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呼求构筑起“左联”湖南作家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通性使这个聚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团体在择取外来文学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即以俄苏文学为主要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因而“左联”湖南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偏爱 ,与其说是文学上的认同 ,毋宁说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湖湘文化的缺失则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学最终缺乏一种兼收并蓄的胸怀。     

论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社会大发展中不断更新,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作家队伍,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80后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园地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接受了汉语教育。80后少数民族作家在独特的时代境遇下,对人、事、物的感触亦能见出社会共性对他们的影响。     

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

元代文学具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群体。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从元代开始,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如定居如皋的不花帖木儿家族（冒氏）、定居溧阳的楔氏等。蒙古别不花家族的不花帖木儿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高昌回鹘的锲氏文学家族先后出现了侯玉立、俟逊等诗文作家,为古代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元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