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印《通历》一书简介

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出版的中山太学历史系刘节教授遗著《中国史学史稿》一书,在史学史研究上独辟蹊径,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刘先生在论述隋唐五代史学时,曾将杜佑的《通典》与马总的《通历》“连类言之”,认为这两部书均属“唐人史书中以通为名而存于今日者”。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曾大为推崇郑樵的《通志》,并历举名通之书多种,却并不标出杜佑的《通典》,至于马总的《通历》,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刘先生说:“马总《通历》,上起三古,下终隋代,开编年通史之先路。宋人如高似孙、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诸人,都早已提到这部书。司马     

光照千古的史家绝唱——《史记》与司马迁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这两部 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二 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     

孔子的史学思想——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古代,“学在官府”,史书都由史官写成。相传孔子根据鲁史记《春秋》修成我国第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实开私家撰修史书的先河。对我国后来史书分官修和私撰两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司马迁曾指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资治通鉴》简论

中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所以两司马在史学方面的建树,都是宏伟的。     

邱濬——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

邱濬(明永乐十七年至弘治八年,公元1419—1495年)是明代中叶在经济思想方面最有成就的人物。他的经济思想集中于《大学衍义补》一书中。此书名义上是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补编,实际上却是不同性质的著作。《大学衍义》是一部宣扬道学思想的书,在经济思想方面无甚价值;《大学衍义补》则是一部专论治国平天下之道亦即经世之学的著作。史书称邱濬“以经济自负”,邱濬自己也说:“前书(指真著《大学衍义》)主于理,而此则主于     

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

继《史记》、《汉书》、《三国志》之后,在南北朝时代又出了一部范晔编写的《后汉书》,它和前三部史书合称为“四史”,是我国古代正史中的名著。论及范晔的《后汉书》,前人一般认为它不及《史记》、《汉书》,而忽视了它自有的价值和特色。在范晔作《后汉书》之前,记叙东汉一代的史书,据清代著名史学家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述略》中说到,已有班固、卢植、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等     

论司马光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

一部史书的优劣,首先要看它的取材、内容和历史观,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也要看到怎样取材,史书的内容和观点是如何地表达,这些也是影响史书优劣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司马光自幼喜读史书,他始终感觉到纪传体史书的冗繁是个大问题。为此他主编了一部与纪传体史书不同的简明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他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编纂思想,那就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在这一编纂     

两部”奇”书:灵魂深处的声音──丁玲的创作心态之三

《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是两部“奇”书，它们为丁玲的创作生涯划上了句号，又为她的创作道路迈向顶峰而长留于世．前者解开了长期流传的丁玲“在南京自首叛变”之“谜；后者展示了被沦为”右派”的丁玲在北大荒的不幸遭遇．在极为复杂的创作心态下诞生的这两部“奇”书，既给人们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思索空间，又给作者自己塑造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中的共产党员形象，但也带来了一些遗憾和缺陷．     

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

《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一是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二是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三是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     

女性作家的心灵家园——对话孙惠芬

孙德宇:孙老师,看了你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秉德女人》后,觉得这是你又一部关于农村题材的巅峰之作.可不可以说它同《歇马山庄》、《上塘书》一起构成你农村题材创作三部曲.你认为这部书同其它两部书在结构和人物塑造上有什么不同?     

从《水浒》成书的过程谈对《水浒》的评价

中国几部杰出的古典小说,似乎都遇上了虎头蛇尾,不得善终的厄运。《三国演义》写到后来,故事和人物都没有生气了。《红楼梦》原作者没有写完,后一部分是别人的续作。但这两部书总算还大体完整,《水浒》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这部书前半不愧为杰作,后半却相当糟糕。为什么一部书前后会有如此之大的悬殊呢?问题就在于它是“一部书”,又不是“一部书”,开始作这部书的作者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这样的结局。因为它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作者完成的著作,而是在长达几百年间无数作者共同创造的作品;存在它里面的各个部分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不是统一的。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     

诗话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诗话纵横谈之二

时贤大都认为,对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的特有载体诗话的研究,肇端于北宋末年的汇编。实际上,这种研究早伴随着诗话呱呱坠地就开始了的。在出现诗话汇编之前,对诗话的研究已存在两种形式: 第一、自序。从现有资料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我国第一部诗话,欧阳修在书前自题曰:“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即对自己首创的诗话之体从创作态度到内容、形式,以至功能诸方面作了简要界定。这应是最早的研究。紧承其后的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公认为我国第二部诗话,也仿照了《六一诗话》在书前自题曰:“《诗话》尚有遗者,欧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尽管这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中植物隐喻研究——以《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为例

汤显祖《牡丹亭》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植物意象基于人类身体体验投射构成丰富的植物隐喻,两部剧作中的植物隐喻总体上呈现“同异并存”“同中存异”和“同大于异”的情形。其共同之处在于,两部戏剧中投射人域的植物隐喻所占比重较大,且分类相同,体现了人类基于自身对“植物”体验认知的共性。《牡丹亭》中经植物投射的“人名”源于剧中的人物,即“人化”,而《仲夏夜之梦》则来源于植物本身,是“物化”的结果,这是由于戏剧家基于现实生活体验形成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文学精神而造成的。“物域”的不同,表明两部剧作构建的场所之异,《牡丹亭》背景发生在“异托邦”后花园,而《仲夏夜之梦》则是“乌托邦”雅典森林。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能用“尊儒反法”概括《十批判书》么?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郭沫若同志集中了很大的精力,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研究,写出了《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两部史学名著。这两部书,主要研究春秋战国这介历史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给他们以政治的、历史的分析与批判。先秦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孔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秦始皇等等人物的言行,他们所代表的儒、墨、道、法诸家的思想,均在评隲之列。所不同的是,前一部侧重于思想分析,后一部侧重于史实考证。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十批判书》曾被当成“尊儒反法”的代表作而受到贬损与否定。郭老逝世以后,史学界一些同志程度不同地给予了肯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简

梁启超、钱穆先后建立了不同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他们由以建立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同名代表作。以往学界多关注二书在体例、组织、著述宗旨等方面的“异”,忽视了二书在这几方面的“同”。实际上,粱、钱《学术史》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两部“和而不同”之作。而往昔学者的考察之所以存在过分求异的取向,主要在于他们对粱启超、钱穆二人学术认识的偏差及对《〈清儒学案〉序》的误读。     

“儒生之名”与“颜渊之寿”考异－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匡正二题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中，对《列子》一书提出二十条质疑以确证其伪书。然而这二十条都经不起历史文献和事实的检验，文章仅就其中“儒生之名”和“颜渊之寿”两条进行匡正。     

读《宋西事案》质疑

李范文同志怀着兴奋的心情,在《宁夏大学学报》去年第二期上,以“《宋西事案》——国内罕见的一部西夏史书”(以下简称《李文》)为题,介绍新近在南京图书馆发现的明代木刻本《宋西事案》,他认为这部书“是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叙述的,文笔简精,纪事准确”。从《李文》摘录该书的一段文字看来,我是同意这样的评价,尤其是现存的西夏史书屈指可数的情况下,能重新发现这样一部长达五万多字的西夏史,自然是十分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