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朝在西北的退缩战略与开发西北的决策

明代是西北开发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但就整个古代西北开发史而言,明政府开发西北缺乏汉唐时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采取了放弃塞外,固守长城,集中力量经营甘肃地区的退缩决策,这虽然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及明政府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然而它却严重影响了对西北的开发。 一、经济地位下降 唐宋以前,西北地区是历代政权经营的重点,中原和西北地区是各政权所依托的经济重心所在。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西北又成为中国同亚洲、欧洲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唐以前,各政权政治中心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也是经济的重     

封建国家对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及其影响

现代西北民族地区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始于封建国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封建国家时期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就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自两汉至清各代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实施政治统治的结果,在政治统治过程中,封建国家也实现了西北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对西北民族政治现代的发展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价值链视域下全面推动东北产业链嵌入国内外市场大循环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东北地区因开放程度不足等原因,其企业和产业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不断地脱钩和边缘化,这是造成其经济持续衰退的直接原因。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和政策在引导东北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国内外经济循环方面存在着某些需要强化的重要的薄弱环节。建议国家按性质对东北当前的重要产业进行分类并精准施策,把战略重心和政策资源集中在推动东北产业链与国内外产业链的嵌入、连接和协调上,集中在东北制造业重要产业链“链主”的形成上,促进东北经济深度嵌入国内外大循环并起到相互促进作用。     

官话迁徙与京腔移植

<正> 白山黑水一带是我国东北诸少数民族历代繁衍生息的地方,自古以来,他们和关内的中央王朝就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据史书载,各朝代和东北相对应的民族是:周朝—肃慎(息慎),汉朝—挹娄,六朝—勿吉,隋唐—靺鞨,五代—契丹、女真。而历史上的北京作为东北少数民族进关朝贡或文武来往的咽喉之地,其语言文化和民俗必然要受到东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在幽州(唐五代时的北京)于936年由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北京就成了辽金两代入主中原的战略基地。辽代契丹族把北京定为析津府,成为契丹王朝的南京都,距     

先秦时期西北经济的开发

先秦是西北经济开发的初始期,本文探讨了这一时期西北经济发展的过程、模式等,认为经济交流、国家统筹管理等因素在西北经济区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经济开发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

"印太"作为近来美澳印积极推动的地缘概念,不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地理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产物,客观地反映了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现实。中国因素是"印太"相关国家将传统上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整合为单一战略弧形地带的显性因素,中国战略利益外延的拓展使中国超越了传统的亚太国家而成为典型的印太国家,这是印度与澳大利亚战略界的"印太"设计者始料未及的。中国没有必要对"印太"消极抵触,但应对"选择性排除"及"针对性推动"保持警惕。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经济民族主义曾经在日本的经济成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成功也更加强化了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从经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关系具有调和性;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变化来看,国家、企业、国民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战略的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重心由经济需求向政治需求转变,导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这些变化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平衡这些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受挫,进而导致出现两种倾向,即在日本国内由经济优先向政治为中心转变,在对外关系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     

《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简介

正科隆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卡默的新书《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发达民主国家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于2013年由Nomos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最近几十年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发展进行了研究,从比较政治和比较金融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作者认为,收入再分配是通过税收政策或者转移支付政策来实现的,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税收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转移支付政策则成为主要影响因素。以德国和英国的微经济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     

论明代西北马政的始盛终衰

在封建时代,马匹不仅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畜力。同时也是驿传交通特别是军事战争的重要工具。明代,西北马政是马政的重心所在,也是明朝政府经营西北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始盛终衰与明朝政治的清明和腐败,以及西北边防的巩固和废弛紧相联系。     

发展中国家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在建立了民族国家或刚刚独立以后，面临着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战略选择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即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政府体制。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目标是由思想解放、经济增长、政府能力、政治稳定、公平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组成的目标体系；而可供选择的政府体制有民众主义的、传统主义的、集权主义的、集权技治主义的、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制。一个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发展目标的选择，首先是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政府能力的提高，其次是社会公平，最后是公民政治参与。与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相适应，在政府体制选择中首先是选择集权主义的政府体制，以后依次是集权技治主义的政府体制、集权与民主相结合的政府体制、民众主义的政府体制     

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

元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元代开始,大都城(今北京)取代了汉唐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宋开封、临安(今杭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有其必然的内在发展规律。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体现了北方学者文化影响的权威性。大都新城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文化思考。而大都与上都的长期并存,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论中国古代芦苇资源的自然分布、社会利用和文化反映

芦苇是我国分布最为广泛和丰盛的草本资源,唐以前我国北方的生态状况良好,芦苇资源较为丰富。宋以来北方环境恶化,芦苇分布也相对萎缩和减少。唐以前人们对南方的芦苇资源关注不多,中唐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中心的南移,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芦洲苇区受到重视。我国人民利用芦苇至少有7000多年的历史,芦苇编席绞绳、用作建筑材料的历史最久,新石器遗址即发现芦席、芦泥土块,民间编席、盖屋一直延续至今。芦苇的燃料价值最为重要,先秦时即设官专事积贮,明清时森林资源匮乏,芦柴资源就日见重要。芦苇的食用、药用始见于汉,此后长用不衰。宋元以来,沿江滨海芦洲苇地开始征税,官民之间竞谋其利,构成了经济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突出体现了芦苇资源的历史价值。芦苇广泛的自然分布和普遍的经济应用,也激发人们广泛的兴趣,相应的文学艺术作品极为丰富。芦苇风景以规模浩渺、江湖生境称胜,备受人们的喜爱。人们通过芦苇意象感受时序的变迁,抒发江湖飘泊的情怀,寄托江湖逍遥的志趣,从而赋予了丰富的人文意义。综合自然资源、历史作用和文化意义诸方面的因素而言,芦苇在我国草本植物资源中极其重要,地位仅次于竹,而超越于其他植物之上。     

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

郡望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为汉唐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渤海爵号与国号的来源 ,是与李唐王朝遵循郡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 ,正是基于大祚荣为古东夷大氏族裔融入者 ,古大氏之郡望为古渤海郡地 ,李唐王朝尊崇其祖先大庭氏及其地望渤海郡 ,故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自是始去名号 ,专称渤海     

从和亲看玄宗朝东北边境问题

历来史学界认为唐代的边患主要存在于西北,其实玄宗朝更关注东北边境问题。玄宗朝公主和亲主要是联姻东北的奚、契丹。同时,考察当时节镇的设置、调整、兵力分配等,均可发现唐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的关注与防范程度。     

唐朝皇帝的避难所

唐代历史上,先后曾有四位皇帝在危急关头离京避难,其出幸地的选择,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四次避难均发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唐王朝衰亡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日暮穷途的李唐政权。     

级差地域视野中的人地关系变迁初论——以清代中晚期的西北地区为例

清代中晚期,政府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进行移民和大规模的开垦土地,这种掠夺性经营西北的方式,使得很多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被开发出来,西北的环境在清中晚期持续恶化,成为当时全国自然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呈现级差地域特点的自然环境直接制约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植被破坏、土地贫瘠化的加剧,影响到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给清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残破的环境背景。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其面I艋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唐宋书法观念研究

唐代、宋代的书法观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书法观念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又有颇为明显的异同之处。正如常人所说的＂唐书法＂就是说唐代书法对于字体规范、风格法度有着严密的内在要求,其实由于科举进仕的需要以及宋人文化素养的普通提升,宋代文人对＂法＂也有着自觉地遵循。同时,在宋代还大量出现了＂游与艺＂、＂以书为乐＂等更为轻松的书法观念。     

美藏唐琳集评本《韩诗外传》的文献与文学价值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年间唐琳校点本《韩诗外传》一部.该本系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翻刻,是清初常熟藏书家钱兴国与曹炎递藏的善本.该本共载录了唐琳与五位晚明评点家对《韩诗外传》所作的二百五十余则评语,是明代唯一一部集评本《外传》,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评语对《外传》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精彩的揭橥,使这部静默已久的西汉元典焕发出文学的光芒.     

Expounding Neo-Confucianism： Choice of Tradition at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Cultural Conflict and the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Qing

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之间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满汉文化冲突的主要内容,加剧了顺治和康熙初年的社会矛盾。面对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清初理学既不批判现实,也不反传统,而是致力于社会重建,力图通过合法的渠道,按照儒家的正统模式,重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并借机恢复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真正将理学推向朝廷之后,理学在清朝政治中的影响随之急剧扩大,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清朝政权的指导思想,成为清朝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演变方向问题。在此过程中,清朝政治逐渐完成了从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而皇帝转向儒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使满汉间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民族融合成为可能。与之相应,遗民政治态度从复明到重建的改变,则是清初中国社会由乱到治的标志性政治和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