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道德标准与当代历史人物评价

20世纪50年代后,尽管有些学者主张道德标准,但其实际地位却与阶级标准和历史作用标准不可同日而语.<春秋>史观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且蕴涵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因而,中国史学的道德标准具有了特殊功能,即对权势人物具有震慑作用;具有追罚和补偿功能,维护正义与公正;把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善于记忆的民族;使得那些在现世中绝望的人们怀有最后的希望.     

道德标准于当今史学之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有些学者主张道德标准,但是道德标准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地位是无法与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与团结和社会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相提并论的。《春秋》史观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且蕴涵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乃至一种信仰,并已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民族精神。正因于此,中国史学的道德标准具有了特殊功能,如对权势人物具有震慑作用;具有追罚和补偿功能;维护社会与历史公正等。     

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序《秦桧传》

中国的传统史学 ,值得称颂之处很多 ,而其中“寓褒贬 ,别善恶” ,“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的“春秋笔法” ,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史家褒贬善恶 ,主要是对人而不是对事。即使是写事 ,也离不开人。不论什么体裁的史书 ,其记事、记言、记行 ,实际上都是记人物的活动事迹。人类的历史 ,本是由人们各种活动“编织”起来的。它犹如一座大舞台 ,在这座舞台上 ,曾经有多少人以各种形式演出过一幕又一幕喜剧、闹剧和悲剧。其中的重要角色 ,有被史家誉之为圣主贤相、英雄豪杰、忠臣义士、孝子仁人、鸿儒硕学者 ,这大抵属于“正生”之类 ;亦有被史…     

孔子的敬畏意识

敬畏意识是外在神圣性在内心唤起的真实情感.孔子敬畏感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天"的敬畏,对伦常秩序的根据的敬畏,对道德律令和人道使命感的敬畏.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以自然人性为根据,"三年之丧"具有神圣性,是人常伦理成立的先决条件."知天命"是孔子在理性高度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命运的认同与理解,体现为儒学传统特有的乐观主义.敬畏感唤起的是一种神圣指令,"仁、"义"、"诚"、"敬"等观念之所以有力量,因为它以崇高性打动人,从而让人产生敬畏之情.敬畏感为儒学传统的使命感提供动力,凸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超越性的终极关怀.     

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

与西方传统宗教具有外在超越性不同,普世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宗教则具有内在超越性。但这种超越的内在性并非之于心灵的内在,而是之于身体的内在。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古代宗教性发端于身体的神圣性以及该身体所内蕴的神人对话机制;表现为中国古代“感生崇拜”的宗教将“神人交感”还原为彻底身体性的“男女交感”,实现了远古原始神话向古代文明宗教的转变;而且还表现为中国古代宗教基于对作为感生过程的“时”的神圣性的发现,为每一个人指示出了步入人生的内在超越的现实可行的途径。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的发现,可以为诸多的人类及中国的文化现象提供有力的解释。     

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及其对自身的影响

在典型宗教不占主导位置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学执行了一部分宗教职能,通过道德价值审判与舆论导向发挥着重要社会作用,这是史学得以与经学并列成为显学的基础。主流史学道德价值观本质上与社会统治集团一致,反映了其利益取向和追求,而且不会对其行为产生根本性的控制。传统史学的宗教职能,使其成为一种关心社会现实的入世的学问,而积极的入世使其获得强盛的生命力。     

儒家后嗣观念对历史意识、宗教意识的影响

后嗣观念是人类文化观念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嗣观念的强烈程度与历史意识成正比,与宗教意识成反比.中国儒家后嗣观念重视父系嫡亲男性后嗣的单线传承,这在中国历史上居主流地位,且与中国人分外突出的历史意识相互强化;而中国儒家这种特殊的后嗣观念对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使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     

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历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前后经历先秦伦理史学、汉唐叙事史学、宋明义理史学、清代考证史学几种主要形态。史学形态的嬗变导致历史知识社会功能的转型。大致说来,先秦伦理史学和宋明义理史学突出史义,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旨归的教化类型;汉唐叙事史学和清代考证史学突出史事,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直书善恶为旨归的取鉴类型。两种类型的史学各有利弊得失,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