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将方法收归内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

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的存在及周围世界的形上思考,总是要通过自身充分的个性化方式来呈显其普遍性的理念。哲学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哲学的方法必须是内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方法。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方法与内容的分离;与之相应,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亦在于将这方法收归于其自身的内容。中国思想学术本有它内在"通"性的奠基,表现为一个生命的整体;而方法与内容的疏离,则使其碎片化为一种历史知识或客观资料,丧失了传统学术的精神特质与生命整体性的意义。我们主张"将方法收归内容",即现代中国哲学的方法须于中国思想学术传统中整体性和创造性地转出,由此找到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方法,建立真正属于中国文化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     

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现代人对于中国文论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第一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学问,第二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理论,第三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文学。文章再次申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所谓"后五四时代",是中国主体思想发挥正面价值,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而生根开花的时代。此时,对于古典中国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激活意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激活"为例:首先,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中的阅读传统与意义治疗对于现代人生的缘助作用,以及文论概念与术语的语境化,都是使文论生根、活化的途径。其次,中国文论不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典中国的文明素养。主张更深地回到古典中国辞章之学的教养,然后从辞章返义理,而不是像现在,从概念到概念。再次,中国文论不只是文学,应参与时代思想,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自觉走向世界。一是"安身立命"的传统,回应了现代中国人急于"出人头地"的取向;二是道的权威的义理,回应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一元化的弊端。因而,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更有意让现代中国分享成果,其意蕴新新不已,是一长青的诗思之大树。     

学术突围:重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

学术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原本是从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状态中获得自主的路径,结果反而导致了学术的异化.据说从西方引进的量化指标管理模式,在中国国情里却具有了学术教条主义、学术形式主义、学术官僚主义"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在于学术规范的确立,而且在于学术制度的改革.民间思想、个体学术是扬弃学术异化的必由之路.所谓学术突围,就是突破学术规范与学术制度的"围城",实现体制学术与民间思想、个体学术间的良性互动.     

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

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经历了孕育、萌芽、职业自觉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发生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折射出媒介批评观念的发展变化。从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思想,中西批评理论产生交融与并存,到批评观念具备职业意识与学术理性,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观念也经历了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历程。     

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综述

2009年12月24日上午,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2009届年会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讲演厅召开.来自四川省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本届年会主题"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展开了讨论.     

理论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构建——以郑杭生学术历程为例

郑杭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史上重要的历史性人物。"理论自觉"不仅是郑杭生晚年社会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其整个社会学思想谱系的核心元素。他对理论自觉的现实追问与身体力行,唤醒了中国社会学界对本土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探索与认同。以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为例,从时局审视与敏锐感知、学科使命与话语转换、顶天立地与身体力行、建构本土与超越本土等四个维度,开展理论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语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构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     

语言生命观和语言本体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语言自觉

29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语言政治格局之中,中国作家产生了建立"汉语主体性"的语言自觉,这种自觉,不仅表现为对汉语弱势处境的严重焦虑,还表现为对现代汉语自身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反思与超越.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作家的语言观念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超越了此前的"语言工具观"的"语言生命观"和"语言本体观",便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内容.     

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春秋公羊学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春秋》中,衡量夷与夏的重要标准不是地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仁义礼法。但诸夏衰微,乱象纷呈,而吴楚夷狄却一步步趋近于礼义道德,于是便有孔子"中国亦新夷狄"的忧患。近现代以来,却发生了另一种夷夏变局。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的古代文明方式本身却并非一无是处。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让西方人掠夺全球资源,因而把整个人类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古代中国的漫长发展却始终只靠自我积累,没有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也没有给别人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明方式从来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未来中国,仍应该坚持正道,守护文明,探索更先进、更可持续的文明方式,自觉选择不称霸世界的发展道路,不做夷狄,不做强盗,而继续做"君子国"。     

源流互质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现代学术体系源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际,其系统且全面的理论框架与科学实证的方法业已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但现代学术分科难以在整体与部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应当超越现代分科之学,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以整全的视角探究文明的起源及其原理,基于人与事动态考察中国文化的演进机制,进而在源与流之间建立能动关联。源流互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质,为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中国城镇化与现代国家认同的三维建构

现代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人民主权实现的方法、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它既是公民身份与现代国家交互的塑造机制,又是对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体认结构,这种认同在为公民提供本体性安全的同时提升了国家聚合力。在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化正成为新时期国家认同的"解码器"与"凝合剂"。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语境、实践逻辑与全球视野为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基础。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应遵循"基础依据—范式转变—展开图式"的实践逻辑,实现以"价值—结构—秩序"为中轴的开放性国家认同,通过对认知思维、制度系统、政策模式、交互方式以及信任结构等支撑机制进行协同性调整,引导认同范式的社会化转向。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在＂失语＂遮蔽了中国文论话语,中华文化严重＂西化＂的危机时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如何体认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异质性,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进行思考和探讨。     

胡适“家学”渊源的回溯性研究及释误意义评估

"家学"渊源回溯性研究对于重新认知胡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通过内在理路的梳理发现,蔡元培、梁启超、陈寅恪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阶层"自觉"或"不自觉"面向胡适"家学"渊源进行"建构",试图建立"汉学"与胡适之间的"隐性"联结。将这种"建构"放置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长时段"架构中,折射出学术"现代化"与"过度现代化"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家学"渊源的"释误"对于胡适与"时代"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一个侧面见证胡适学术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以及"时代"变迁下的胡适思想的"变化"与"坚守"。     

三种中国形象:大众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

大众文化的娱性文化逻辑建构了"狂欢中国"的形象,欲望叙事策略建构了"欲望中国"的形象,而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生产与传播则建构了奇观化的"文化中国"形象,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建构。由于将"大众"误识为"人民大众",将"欲望"等同于"民心",以及将"市场化"中性化,我们对大众文化缺乏深刻的哲学反省和有针对性的文化批判,而制度匮乏和制度剩余的状况同时并存则使大众文化生产缺少有力的体制引导。朝向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大众文化实践应在先进文化建设的框架内进行理念和制度的规划,以建构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经验与认同符号的"和谐中国"形象为旨归。     

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

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向中国输入进来大量的西方器物与文化,对清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学与清代文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对清代的思想、学术和文化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历史,超越"夷夏之防"的固有思维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论中西"容隐制度"与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中西方古代经典故事中对于有关亲情的案件,会运用几乎相同的法律逻辑来处理,这反映了"容隐"思想是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人性.中国古代构建的容隐制度体现了对亲情人伦的体恤,西方古代和近现代法律中同样都有"容隐"思想的体现,当下中国社会相关法律制度中缺失"容隐制度",我们应该重新建构体现"容隐"人道思想的制度.     

中国:问题、经验与理论

从学界过去突出"中国问题",到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表明中国不仅为自己开辟出有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开始在思想理论上向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而弄清"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与西方的"经验"、"理论"的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学问"、"学术"的关系,以及与我们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我们恰如其分地评估并自觉地开展经验创造和理论建构的前提.本文认为.如果我们过去主要是从"中西古今"的框架看待这些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则应当转向"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的框架.中国的经验与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获得多大的话语权,取决于我们"地方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全球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形态,体现了"礼"的重德精神与"乐"的艺术精神的统一.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区别,在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中,人们不是敬仰和崇拜上帝,而主要是以现世关怀来代替"终极关怀",以伦理的"耻感"与审美的"乐感"来代替宗教的"罪感"和"爱感",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