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乡镇公共服务型机构的强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乡镇机构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新形势下,我国乡镇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服务职能的严重缺失。因此,当前乡镇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彻底改变伴生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乡镇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合理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机构,并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乡村社会和新农村建设。     

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机构独立性研究

政府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是导致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加强政府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建设应当成为当前政府规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受到规制立法、规制机构设置、资金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目前在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应当根据规制机构独立性的要求,从规制立法、机构设置和规制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自然垄断产业政府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建设。     

法治视野下警察权的维护及规制

基于警察权的性质,警察权的维护应当确立职业荣誉感、提高依法履职意识、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警察权的规范应当强化内部治理、完善司法规制、充分体现警察执法权的公共性。对警察权的规制服务于警察执法权的有效行使。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对城乡二元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论析——以《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为背景

集体建设用地虽被禁止开发房地产，但允许其流转本身给城乡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打破了国家对城市土地供给一级市场的垄断，有利于城市房地产市场竞争秩序的完善和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开启了农村房地产市场，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住宅用地整理提供制度支撑，给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带来契机，同时也会带来房地产投机过热的消极影响。而禁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入房地产市场将人为地割裂城乡统一的房地产市场，城市房地产用地来源也无法解决。只有国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真正“同权、同地、同价”，才能建立城乡一体的房地产市场体系。     

暴力、文明与现代性——埃利亚斯的暴力思想评述

暴力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普遍现象，但长期以来，暴力研究一直处于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作为社会理论家，埃利亚斯独辟蹊径地提出暴力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核心位置。他认为，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通过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自我约束以及羞耻、厌恶和信任等情感的生成，逐渐形成控制攻击性情感与暴力行为的习性。虽然埃利亚斯开启了将暴力置于宏观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量的先河，但其暴力思想没有意识到暴力亦是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和群体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无法直面暴力的现代性本质。     

城乡统筹背景下“小产权房”规制目标吴爱辉的反思及其修正

我国现行法和相关政策规制“小产权房”的意图是通过严禁农用地非农使用、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禁止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品房住宅建设等以防止耕地数量减少、避免宅基地使用权保障功能异化、影响国有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垄断供应等目标的实现。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地方实践证明该目标与客观现实并不完全吻合，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也有所背离。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住房的自由流通，承认集体建设用地上所建小产权房的合法性不仅是满足社会实践需要的务实选择，也是终局性化解“小产权房”法律规制困境的立法抉择。     

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种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正当权利的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限制和约束警察权力时,削弱的警察权有可能因力量不足难以维持秩序."平衡理论"认为,要实现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必须明确警察权的配置标准,厘清二者冲突的根源,在博弈的过程中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努力达致既合理维护公民权的正当内容,又充分保障警察权必要运行的和谐臻境.     

法制社会中的警察权--以公共领域为对象的考察

大政府日趋式微意味着警察国威风不再,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方式得以构建.如果经济基础的革新与发展所导向的只能是市民社会的兴起,那么警察权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其结果是为国家与社会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从物理上的公共场所,到公共舆论的形成,最终形成公共理性,警察权在自身范式转化的同时也在型塑一个合法化的公共领域.     

对各国政府机构作比较研究

对各国政府机构进行比较研究,是改革我国政府机构、发展我国的政治学、行政学所需要的。这方面的研究在当前可以侧重讨论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各国政府机构设置的原则;(二)各国政府管理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和社会事务机构设置的特点;(三)各国政府机构改革。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自己国家的政府机构改革有比较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同时我国又有自     

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 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及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其他改革的重要条件。对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及政府机构改革，邓小平同志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学说和行政科学理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作指导，积极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及政府机构改革，都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这是邓小平给我们确定的一个总原则。相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来说，为什么我们在…     

我国行政主体的理论进程与实证分析

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行政主体均是以行政分权为基础来设立的,行政主体均是公法人。在我国,适应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的现实需要,对国外的行政主体理论进行了移植,但这种移植是错位的。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应当重新构建我国的行政主体制度。重构后的行政主体包括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或者地方性法规授权的法人组织。根据这一新行政主体理论,现代警务改革首先应进行国家警察机关与地方警察机关的分设,然后据此划定行政主体范围,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和行政复议机关。     

略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及影响

清末早期改良派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奠基人,他们把国外先进的警察教育制度引进中国。在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教育机构创设、章程制定及教育实施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警察教育制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职业化的中国早期警务人员。近代中国警察教育制度对现、当代中国警察教育培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理清战略思路 服务小康社会————对21世纪前期中国警务改革战略的宏观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警务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警务发展阶段认识不清 ,改苹的战略思路不清。新世纪前期国际大背景、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实际 ,决定我国的警务改革必须开创一个以警务信息化为先导 ,以警务专业化为支撑 ,社区警务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必须走一条将西方第三次和第四次警务革命、主动警务和被动警务有机结合的复合式发展道路。     

清末巡警部成立的原因探析

清末巡警部的成因有三：一是警政思想的传播及各地警政的经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二是规范各地警政建设，以实现集权中央；三是“吴樾一弹”成为最直接的诱因。巡警部的设立无疑是近代中国警政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它的成立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一个新机构的诞生，而且也兆现了近代中国特定背景下社会历史的演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以及中央与地方复杂的关系等。     

论警察权的滥用与规制

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权,警察权与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警察权的滥用会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并影响警察机关的公信力;规制警察权应当在查清原因的基础上多措并举,除了传统的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和有关制度进行约束外,更应该对警察权行使主体的特殊性予以关注。     

刍议行政性行业垄断改革的渐进性

中国垄断行业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在于行业垄断的行政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改革的艰巨性与渐进性。改革从一开始就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国有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反对改革,二是行业主管部门由于与国企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支持改革,三是现有法律法规不能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制支撑,四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过多过深对改革形成掣肘。中国行政性行业垄断改革需要＂整体渐进式＂思路,即涉及国企、行政、法制、体制等多个层面需要进行系统设计,同步实施,循序渐进,整体推进。     

警民政治信任问题研究

鉴于新时代政治建警的大趋势,警民信任关系研究有必要突出警民间的政治信任问题。从政治信任生成机制中的信任主体、信任客体与信任环境三要素来考察,警民政治信任问题主要集中在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期待、警察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可信性以及警民政治信任的环境等方面。围绕以上问题,提升警民政治信任,应该在激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兴趣、稳定和培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预期、政治信心以及习惯性思维偏好上下功夫;在塑造警察政治能力、展现警察政治友爱和坚守警察正直属性上苦练内功;改善警民政治信任大环境,优化治安、法治和涉警舆情氛围。     

警察民事调解之法理和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没有警察调解民事纠纷的法律制度,警察调解民事纠纷问题也很少有学者探讨。探讨警察调解民事纠纷对于未来构建警察化解民事纠纷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仅从法学理论上进行了论证,还设计了问卷进行实证调查分析来论证警察调解民事纠纷的优越性,以期未来能够建立起警察化解民事纠纷的法律制度。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若干亮点与不足——基于警察自由裁量权有关规定的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警察自由裁量权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亮点：条文趋于细化、具体,压缩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程序条款增多,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了法治的轨道;引入处罚监督机制,强化了警察自由裁量的法律责任等。但新法仍然存在着警察自由裁量权过大、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选择不作为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制约性的规定、对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执法监督规定不够明确等不足之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