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的韦伯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 (1890-1920年)——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兴趣不减。然而，针对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的不可能是基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浅析韦伯学说中的“正当性”

我国曾长期将韦伯的“正当性”概念理解为“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我国当代政治的合法性理论。实际上，韦伯学说中的“合法性”只是“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三种支配类型中法理型支配的正当性表现形式。韦伯没有将唯一的现代性支配类型——法理型支配作为一种区别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支配的异质性支配形式，相反，他将法理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共同划分在恒常性支配结构当中，强调的是卡里斯玛型支配的特殊性和必要作用。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支配可以化解当代法理型支配造成的行政僵化危机，所以，韦伯反对让合法性成为唯一的正当性来源，他投向以法理型支配为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的是一种质疑且忧虑的目光。     

权力、统治与正当性——简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

韦伯的政治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后人多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他的政治理念.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其中韦伯尤为重视法律与政治或统治方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正当性"问题的探讨,韦伯揭示了现代"自由社会"中惟一的正当统治形式"法治"的特征和内涵.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兼评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最近已经翻译出版,它集中地研究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近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本人就此谈点看法。《儒教与道教》共分八章,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韦伯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社会学基础,这就是:没有发达的货币经济和独立的城市,没有发达的法律制度,宗族包揽民间一切事物,中央政府集各种权力于一身。韦伯特别强调中央集仅制的危害,他指出:“就象争夺市场的竞争迫使私人企业合理化一样,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则迫使古代西方和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合理化.在私有经     

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初探

马克斯·韦伯一生的学术都和他对国家的政治关怀结下不解之缘。他虽不是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但在政治方面有出色的贡献。本文着重以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为切入点集中诠释和论述其对青年的政治教育思想。     

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初探

马克斯·韦伯一生的学术都和他对国家的政治关怀结下不解之缘.他虽不是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但在政治方面有出色的贡献.本文着重以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为切入点集中诠释和论述其对青年的政治教育思想.     

成为学者，还要成为知识分子——关于人文学科与价值中立问题的反思

人文学科与价值中立是一个不太容易谈论的话题，这里面隐含着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人文学者的定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等等子命题．剪不断，理还乱。但由于价值中立的发明者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正本清源。显然需要从韦伯谈起。     

权力政治与责任伦理--马克思·韦伯论政治和道德的关系研究

韦伯将世界上的伦理归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类型。政治的本性在于追求和运用权力,这决定了暴力手段在政治领域中是必要的.在政治活动中遵循信念伦理,将会不能承担相应的政治使命或者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中。而唯有遵循责任伦理,才能缓解道德信念和政治使命之间的冲突.责任的政治要求政治家具备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种品质。责任的政治亦体现了韦伯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     

从国家防范到巩固现代性——通过腐败现象的谱系分析玻利维亚政治活动的转型（1982—1999）

迄今为止，大多数涉及玻利维亚腐败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聚焦于腐败对政治的有害影响，或者聚焦于前现代的政治行为和腐败行径间的假定性联系。第一种方法对应于“善治”的不同潮流，试图剖析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二种方法，与“现代化”的各种潮流结合在一起，以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诸类型为基础。通过诠释这一德国社会学家的著作，该方法声称，这是一种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没有任何界限的传统、祖传实践向建立现代国家的理性、法定实践的转变。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马克斯·韦伯学术方法的法理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兼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要求，折衷于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能坚守科学性与客观性而又不忽略价值的意义与理解。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马克斯·韦伯是一个穿梭于科学客观性与主体价值之间、因果解释与意义理解与阐释之间的智者。这为法学研究或法律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和指导。因为，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证其客观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法学或法律运作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或追求。     

超越官僚制——浅议政府行政组织建设

在政府行政组织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转变，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西方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民主化、个性化、信息化改造，以适应行政组织发展的需要。     

现代性危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以降,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产生了“反理性”的思潮。对“理性”以及“形而上学”的系统反思,使思想家们看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了由韦伯所阐释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为了挽救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了寻找自韦伯以来失去了的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价值维度,罗尔斯将“公共理性”引入政治合法性领域,并试图以此作为解决西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危机的最佳策略。     

探寻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间关系的原意

一、引言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引发了学界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讨论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讨论的焦点是:“韦伯本人是如何看待两者之间关系的。”由于《新教》一书论证结构复杂,而且韦伯没有对其中的基本概念作系统界定,所以人们对韦伯原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一些人认为韦伯在两者间建立的是因果联系。另一些人认为韦伯在两者之间建立的是较弱的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韦伯在建立两者之间相关关系时存在逻辑断裂。第二层面讨论的是:“韦伯在两者之…     

艰苦勤劳是市场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再谈韦伯理论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1864—1920年)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精神现象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说过:“韦伯在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和史学界,显然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在近代西方哲学上,哲学家中有人向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决没有人能完全不理会他的学说,今天韦伯的情况,和康德十分相似.”(转引自《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版第131页)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911年,韦伯开始撰写多卷本大部头著作《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试图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探究近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诞生.由于当时人们通常都把市场体制看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所以,韦伯在这里实际是试图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西方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东方却未能如此.在著述中,韦伯不仅仔细研究了西方宗教伦理与市场经济形成的关系,而且还仔细地比较了东方宗教伦理与西方的巨大差异,并用这种差异来说明东方未能形成市场经济的根源.其中,作为西方仔细研究中国儒家和道教文化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韦伯提出,中国近现代之所以未能像西方那样形成市场经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西方加尔文教那样的禁欲主义经济伦理,据说,中国“儒教”根本没有艰苦勤劳的经     

卡尔·施米特政治哲学解读

近代以来,宗教神学经历了韦伯所说的"祛魅"历程。与韦伯同时代并受其思想影响的德国政治哲学家施米特,以其深刻的理论向我们展示了神学祛魅后的宗教命运:通过对拜技术宗教的深入分析,使他对政治的理解带有宗教色彩。施米特对政治的过度强调,也使他忽视了导致技术盛行的其他重要维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述经济—技术阶段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有待商榷的理解。     

马克斯·韦伯论中国社会和儒家思想

<正> 马克斯·韦伯堪称二十世纪社会与政治比较研究的巨擘之一。他的宗教社会学和统治社会学理论,包括官僚政治、个人魅力型权威和世袭制的界说以及城市的类型及其概念,迄今仍是这些研究领域的重要典范。除开社会学领域,韦伯似乎还以研究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广为人知。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新教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然而,近年来,韦伯关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著作,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旨在概述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的理论,并附带讨论一下他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与地位。但是,如果脱离了韦伯的其它著述,尤其是他的关于宗教道德价值同理     

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

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王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关于与韦伯相连的理性官僚制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该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事实上，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国家的兴起，就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