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民族地区工业乡村发展模式与华西模式的比较研究

民族地区工业乡村发展模式是一种少数民族村寨通过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带动乡村社区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发展的一种农村现代化方式.这种模式既改善了农村经济收入水平,又保持了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乡土特色,使村民在农村地区就能够分享到与城市生活等值的现代文明.文章把工业乡村发展模式与东部发展得较好的华西模式做横向与纵向、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的对比研究,旨在于总结出工业乡村发展模式对民族地区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参考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无税农业时代乡镇政府职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农村第一次迎来了"无税农业时代",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乡村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新矛盾,加强无税农业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对于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过程中 ,会选择改变自我 ,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两种模式 ,全社会应采取措施使农民工阶层选择前一种模式 ,尽快完成在城市的适应过程 ,实现向市民的转变。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     

无税农业时代乡镇政府职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农村第一次迎来了“无税农业时代”，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乡村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新矛盾，加强无税农业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对于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基本模式是创建新民团制度,以民团为中心力量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在当时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新桂系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不足之处和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其更深地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加重了社会危机。新桂系最终没有找到解决乡村危机的出路。     

论乡村社会和谐的体制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沿阵地,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我国当前应从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健全和完善和谐乡村中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促进社会和谐的乡村文化体制;构建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入手,来构建乡村社会和谐的体制保障.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传统民间文化——以陕西关中D村为例

中央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这体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关注和对农民的关心,然而新农村建设却忽视了乡村的传统民间文化.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认为祖辈流传的民间文化对农民的生活依然有价值、有意义.乡村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是建构社区和谐的重要文化行为,也是人们强调地方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的生存主要依靠民间的努力和策略.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文化的忽视,乡村文化乃至少数民族文化都被边缘化.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尊重、保护并支持植根于历史的传统民间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乡村社会记忆的提出及其重构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现代性下乡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久持存,使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记忆理论视域出发,厘清乡村社会记忆的基本特征与存在样态,剖析乡村社会记忆式微的现实归因并据此拟构乡村社会记忆复归及其重构的可行路径,进而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省思视角.     

意义之维中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

对方兴未艾的乡村文化产业做出深入的理论思考是民族经济研究的新课题.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一种可以满足多重意义目的的社会发展实践活动.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乡村文化有可能重归主流文化视野并导致新的文化整合.在不断探寻民族地区乡村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同时,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有可能得到提高.乡村文化产业也会使乡村文化的多功能价值得到实现.     

论民族地区公民道德建设的特殊意义

民族地区公民道德建设 ,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民族地区由相对封闭的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国防的巩固和社会稳定 ,都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公民道德建设。     

独辟蹊径 绝代典型──略论张謇爱国主义的现代启示

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特殊意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历了从忠君爱国的古典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爱民推进中国近代化的新爱国主义的伟大转变。他以通州家乡为试点，以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为龙头，全面推进他的“乡村建设”──中国农村近代化改造计划．并取得了灿然可观的成绩。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通过自己的奋斗，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确立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并实行社会改造崇高理想的典型，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价值。     

"逆城市化"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发展活力和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农村集聚效应不断增强,"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开始显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迎来发展新契机."逆城市化"发展有助于推进社会资源和人才向农村流动集聚,农业农村发展短板逐渐补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加速农业发展现代化.应对"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治理理念,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发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