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专的辩证关系

目前,全省高等学校教工、科学技术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间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这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自我改造运动。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兴无灭资”、实现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向“又红又专”、“红透专深”跃进,这是广大知识分子的棂本利益和切身要求,也是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之一。因此,积极参加这场辩论,争取在这场斗争中把自己改造得更好,这对于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特别是带着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知识分子,是特别重要的。     

因思想而异乎?因“今”“古”而异乎?——关于“厚今薄古”方针的讨论

近年来,时常听到历史界的同志谈起研究现代史的“苦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代史材料丰富而分散,亟须整理,许多问题又是同现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有种种顾虑,如:搞现代史容易犯错误,不容易有成就等等。最近,上海有些高等学校展开了“厚今薄古”的辩论,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类似的看法。“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研究古代问题不容易犯错误”似乎成了反对“厚今薄古”的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姑且不论持这种见解的人有多少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个人考虑,不妨先就他们立论的是否正确,谈谈自已的看法。按逻辑推论,在这一派人看来,似乎现代或现实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使人犯错误的因素,因而,人人避而远之,“厚古薄今”也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正是由于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对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呢?陈伯达同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论著,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揭露帝国主义、     

“民族英雄”辨析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的领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符合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可以作为衡量中华民族英雄的准则。     

我扭转了“只专不红”的错误思想

自从“红与专”的问题展开辩论以来,广大知识分子都接触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核心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人格中心的所在,也是他最不愿触犯的地方。现在必须把它触犯一下,并且必须把它彻底粉碎,这就不能不引起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引起了极度的痛苦与不安,但在斗争胜利后,也会引起愉快与舒畅的心情。我开始对“红与专”的认识是极端错误的。我认为“红与专”的问题只是知识分子生活细节上的问题,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所谓“读书人”少不     

《商君书·开塞》注译

开塞就是排除障碍,意思是清除奴隶主阶级法古循礼的反动路线,为实行法治,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开辟道路。在这篇文章里,商鞅根据进步的历史观,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谬论。他认为:社会是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原则和统治办法。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修今”,“世事变而行道异”的主张,洋溢着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是他实行变法的理论根据。他痛斥了儒家的“德治”、“义教”的虚伪说教,指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主张用严刑峻法来镇压阻碍变法的奴隶主贵族,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表达了地主阶级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要求。当然,商鞅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认识是不科学的,是唯心的。他所强调的法治也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     

坚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斗争中不断前进。教育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但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刮出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人发出种种奇谈怪论,企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攻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的方向,反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说什么实行开门办学是“只开门,不办学”,“不讲学文化”,只是单纯的“实践——实践——实践”,对高等学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横加污蔑。为了回答和驳斥对     

古今中西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重评“学衡派”和《学衡》杂志

我国思想文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学衡派”及其所创办的刊物《学衡》杂志,不仅知之不多,且多有误解,更有甚者竞把这股思潮作为顽固、落伍,乃至反动的形象,划入敌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而弃之不顾.这是很不妥当的.“学衡派”诸君既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的激烈主张,也不认同顽固守旧人士对西方文化所持的盲目排斥的错误态度.他们的基本态度正如办刊宗旨所昭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驳姚伯茂在红与专问题上的“合二而一”论

姚伯茂同志为了替“合二而一”论辯解,裝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斗爭性为主”与“以同一性为主”两类,并竭力证明后一类矛盾就是“合二而一”。他一再援引红专矛盾作为“论据”,说什么红专矛盾就是“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就是“合二而一”的,说什么党的“又红又专”方针,就是根据红与专“合二而一”提出来的。姚伯茂同志的这种论调显然是十分荒謬的。它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对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加以彻底驳斥的必     

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同志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判断人们言论和行为是非的政治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而指出了我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完整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已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否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党的生死存亡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件大事。     

共产党员要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全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全党同志必须正确运用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开好民主生活会。”领袖的精辟论断和中央的决定,充分说明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的重…     

五四时期瞿秋白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五四”以前，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模式是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主流。“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情况，出现了多种文化发展道路的主张。对于文化发展道路，瞿秋白的选择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这一选择在当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难题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之辨

在国内外学术界，学者们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四个概念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是在孰优孰劣上争议较大。有的主张中国道路，有的主张中国模式，有的赞成中国经验。这种情况启示我们，应当知道，从本质上看，北京共识是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某种认知和态度，中国模式则是由中国经验构成的，中国道路又是由中国模式构成的，中国道路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呈现为不同的中国模式，并且积累了不同的中国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方式、方法，由此来讲，中国道路是一个“总体性”概念，统领了其他三个概念。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这四个概念，理清其本质内涵和相互关系，才能合理地运用它们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内涵和真实精神，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答青年同志的提问

<正> 解放以前的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没有“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就是“近代史”,开设的也不多。解放以后,也还是从1956年起才逐步添设这门课。在此以前是讲“中国革命史”或“党史”。中国的“现代”,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近年史学界的意见大都主张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在此以前划入“近代史”的范围。但习惯上是从1919年“五四”算起。从1949年起是更合理的主张,但习惯下的情况,暂时也不易变过来。如果是仍照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它的内容要比“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更宽广。它应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各个方面,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他的《新中国未来记》

清朝末年,适应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文化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主张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融合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以及口语入旧体诗,以更好地为改良运动服务.在小说创作上,他们主张自觉地配合改良运动,用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揭露官场的黑暗,抨击帝国主义罪行.他们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这一运动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梁启超就是这场运动的突出代表.     

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广东理论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运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弘扬“五四”精神,广东青年理论工作者80多人于4月21日在广州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磊莅临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张磊同志指出:“五四”是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五四”精英们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主张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继承“五四”,要很好地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的批评

本文就一八五九年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历史剧《济金根》的两封信,分析了他们之间在历史、现实、政治、戏剧、创作方法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从而阐述了马克思、思格斯在这些方面所展现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现实主义命题和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要求,使得这两封信在文学艺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文中特别论及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使用过“革命悲剧”一语,他们所使用的“悲剧”一语,其含义也与拉萨尔不同。“革命悲剧”的说法是拉萨尔提出的。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时,曾将有关书信和文稿汇集一组,冠以“革命悲剧问题”的标题;我国的某些学者沿用此语,并颇多引用恩格斯的这句话:“……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以为这是“悲剧”和“革命悲剧”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大相背谬的。     

“生命线”是正确的命题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本来是早已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的科学命题,可是近些年来,有些人认为“这是个不科学的口号”,并提出种种非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科学真理。认真学习《决议》,正确理解“生命线”的科学意义,澄清某些认识是非,对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评“全盘西化”论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作出了回答,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也对此作出了科学的结论:除了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别无他途。可是近两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的极少数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走“全盘西化”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公然声称,中国“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道德所有全部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全盘西化”就是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     

略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兼驳“距离论”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很明显,小平同志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改变这个口号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长期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那么,今后该怎样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为了阐明这个思想,小平同志更具体地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基于这种认识,小平同志把文艺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看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深刻地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     

先秦的“善者不多”观

一种论点有时会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西方思想家多认为,人类天性不完美、狭隘和自私,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因而对人需要抱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和猜疑.基于这种认识,于是建立种种制约机制以防止劣根性的为害.在中国,性善论一统天下,按照此说,百姓性善,为君为政者自然更是善的了.于是君王、为政者无限制的专制主义频频为灾为害.对此,老子、孔子,尤其是老子有不同看法,他最早指出:“善者不多,多者不善”,即为君为政为学者,无私无欲达于善者少;多数人的功名欲、权欲、物欲、情欲甚多,尚未达于善,因而有了“无为”、“四绝三弃”、“不上贤”等主张.这些主张显然是不可取的.但这个论断却提出一个能否直面客观事实的大问题.它对于知己、知人,治己、治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机制却是至关重要的.可惜此后老子的论断被篡改了,被韩非引向建立和强化专制主义方面去了.因此,笔者拟用较多笔墨,钩沉老子及先秦这一思想:善者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