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义和团“反封建”说

一九○○年发生于中国北部的义和团运动,究竟是一次原始的反帝爱国运动,还是同时具有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近三十年来,史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既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义和团运动具有反清武装大起义的性质。有的更进一步认为义和团“主张打倒清朝皇帝和贪官污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在义和团英雄们看来,‘大清亡,中国强’,只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才能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进行的原始的反帝爱国运动。给它以既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评价,是不符合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实际的。本文着重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张之洞与中国经济近代化

张之洞对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这种贡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无论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金融业,还是商业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他所做所为的主要目的不能脱离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但是客观上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以及推翻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皇太极时期后金政权的性质

皇太极继位之后,极力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不断把东北蒙古族封建主、汉族地主及其它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吸收到后金(清)统治机构中来,汉族官僚、地主,在后金(清)的政权机构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皇太极在富有封建统治经验的汉宫们的辅佐下,对努尔哈赤制定的一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的厘正,采取种种措施加速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繁荣封建经济;清除奴隶主贵族政治制度的残余,限制满族旧贵族,加强封建君主集权制;迅速扩大势力,加紧同明朝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皇太极统治时期的后金政权与努尔哈赤时的后金政权相比较,已发生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     

阿拉伯帝国商业繁荣的影响

8世纪中叶至 15世纪末，阿拉伯帝国的商业繁荣对农村经济、城市手工业和封建统治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村的商品生产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的自然经济，但地主商人化和商人地主化又缓和了商业资本与地权的根本对立；城市手工业商品生产有所扩大，但在官营手工业的排挤和商人、包税人的压榨下，生存艰难；封建统治者也积极参与商业活动，使地主、商人、官僚形成“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关系，所以，虽然阿拉伯帝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却未能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巩固了封建统治。     

中国古代书院兴盛原因考

中国古代书院兴盛了近千年,考其原由主要有:官学的衰落、佛教禅林的影响、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等几种。     

人格缺陷与韩信之死

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 ,探究其悲剧成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 ,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 ,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 ,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 ,韩信悲剧的构成 ,以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 ,但这是外在因素 ,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 ,在其自身的人格缺陷     

孔府的族权统治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精辟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权力及其理论基础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作为封建统治权力之一的族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权力,是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柱。它同神权、夫权相结合,在宗族范围内积极维护封建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明末辽东势族

势族,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有权势或有财势的大姓。他们是封建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的向背,直接影响着封建秩序的安定与封建统治的巩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势族的团结,注意调整对他们的政策。明末辽东,战争频繁,各种势力角逐激烈。研究一下这个时期辽东势族及其对辽东局势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     

儒学管理思想探析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奠基者是孔子。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管理学家。儒家重要典籍《论语》被视为重要的管理著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两千年前我国就曾用儒学管理五千多万人口的大国,并建成象万里长城这样的伟大工程,这都是儒学管理思想所至。儒学之所以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抬上“独尊”地位,是因为儒学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可以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思想。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元代ABB式三音词激增原因分析

ABB式三音词先秦已经出现,历经两汉、唐宋,这种构词方式的词语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到了元代,ABB式三音词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势头,这是在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变化两方面因素激荡交加之下出现的结果。这种现象既符合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也清晰地展示了元代语言的特有面貌。     

额济纳元钞考察记(一)

科学考察行记不仅有原始科学资料价值,而且有人文科学价值。元钞是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纸币。20世纪初,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元代纸币,是元钞实物的第一次面世。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额济纳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察。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城和居延地区组织了一次新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元代纸币和两万多枚汉简。80年代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黑城又发现了一些元钞,因此作者踏上了额济纳考察之路。     

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继承和创新

根基于大定、明昌词坛的金末元遗山词的突起把词心和词境都推向了一个纵深的境界,遗山词是在既有金词的土壤上多方承继和创新的丰硕成果,其不仅与金的特定时代、地理环境有关,更与金文化中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及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关;而金中期词表现出的旷逸、恬淡、清新、朴质的多重风格无疑是遗山词最直接的丰厚土壤。遗山词率真尚情的主观抒发是对于金词主情观念高扬的承继;山水田园在遗山词中的境界变得更为阔大;遗山词具有盛唐胸怀。     

论元末士大夫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

元明鼎革之际,一大批士大夫高扬儒家道论旗帜,恪守忠义观念,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通过"死节"这一极端方式践履了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拯救元王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忠义精神和死难行为并不能阻止元王朝的覆亡之势,元明嬗替的历史洪流最终淹没了他们"我元进士,有死无二"、"虽非进士,但亦忠魂"的生命呐喊与道德呼唤。     

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传统的游牧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皇帝与中央政府想逐步推行集权制,而诸投下（即诸王、驸马、勋臣等）家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窝阔台灭金始、后经入元后忽必烈时期,直至元末,元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终未解决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对元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使元代具有＂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明代阴山地区的行政建制述论

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漠南交通要道和适于牧放的肥沃之地。明朝为了控制这一重要地区，以形成有利于明朝的边地防御态势，与北元及蒙古贵族进行了长期征战。于是，阴山地区随着不同的归属，在不同的时期设置了不同行政建制。明代阴山地区的行政建制是元代阴山地区行政建制的继续和发展，为清代阴山地区盟旗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