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解放——论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批判潜能的重建

哈贝马斯早期遵循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这一主题展开对大众文化的讨论,然而两者结论却有重要差别。霍克海默的后现代倾向使得大众文化在其批判下沦为具有宰制意义的神话,哈贝马斯则回归批判的核心,重新赋予大众文化解放意识。对他而言,大众文化的娱乐化、消费化、浅薄化的危机形象只是表面现象,经由理性批判揭示其交往结构的缺失这个深层问题才能发现大众文化的演进逻辑。由此,大众文化可以经过重建程序而获得解放意识并继续发挥其拯救效能。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与重建——兼论马克思与尼采关系的三重变奏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认识论理论，这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带来了困难。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分别从激活、发展和重建的角度重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力图在各自的批判认识论中解决这一困境，其中马克思与尼采的关系变化作为隐形的脉络穿插于整个过程。卢卡奇利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解读马克思与尼采的对立关系，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主体性逻辑结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理论相结合，在批判工具理性的过程中重新塑造了一种理想关系；哈贝马斯在由马克思发展并由尼采最终完成的认识论的自我扬弃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一种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社会批判认识论。以马克思与尼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关系演变为线索，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诉求，也是对国内尼采研究问题领域的扩展和完善，同时对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关研究的梳理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启蒙逻辑的历史嬗变:从培根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基于“知识就是力量”的一个考察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哲学的经典命题,在其背后蕴含着启蒙之本真逻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视培根命题为启蒙的主旨,通过对理性工具主义化与知识实证主义化的批判反思,指认了启蒙逻辑的历史嬗变,即理性倒退为神话,自由颠倒为奴役,原本的解放话语沦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既不应彻底解构主体,也不应过分拔高主体,而应辩证看待主体的位置,重构人的主体性。     

试论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观

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极其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们那里指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它首次出现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工业具有整体同质性、标准单一化、支配奴役性、虚假欺骗性、文化商品化、个性虚假化的特征。     

启蒙精神批判之考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整个西方文明史出发来考察启蒙。启蒙精神以人对自然的支配的科学理性为先导,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神话的束缚,然而,由于启蒙精神内在所包含的否定因素,它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它在使人摆脱在自然面前极度恐惧的状态的同时,却又使人深深地陷入了新的神话之中。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是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技术就是权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启蒙精神同实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启蒙精神的一大症结是崇尚逻辑形式主义,因此对逻辑形式主义数学原则的批判构成了启蒙精神批判的一个主要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引用的奥德修斯隐喻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在他们看来,造就了工具理性的启蒙精神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加剧了这一异化状态。     

反思现代性——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论启蒙

启蒙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从现代性异变角度展开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揭露了启蒙向迷信,理性向非理性转化的必然性,从而证据确凿地指证启蒙理性单向度化为工具理性,是造成当代西方社会病症的罪魁祸首。从社会批判理论重建现代性角度看,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对启蒙的反思,是展开新一轮人类自我拯救之前的思想审视。在这种审视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尽情展现着“天启圣哲”的魅力,宣告一场反抗新的控制形式的观念战争已经开始,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对启蒙进行再启蒙。     

启蒙的结果与发展的代价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作为彻底的神话,是通过现代工具理性主义的方式完成的,这也是现代科技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结果。随着启蒙精神的日益膨胀,理性本身演变成了上帝,变成了一种难以抵抗的巨大的神秘力量和一般工具的化身,制约和统治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由此,霍克海默、阿多诺进一步认定,造成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困境的祸根还在于人类自身,在于人类过分放纵自己,缺少对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批判反思和自我管理。与此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向世人昭示了,人类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与空前增长的自身能力和日益发达的物质生活相适应的当代精神文化样式。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何种理性:论对启蒙理性的两次定义

文章从启蒙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入手,阐释了启蒙初期以休谟、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于"理性"的相关理解,并通过分析后来的哲学家如伏尔秦、黑格尔等人对这一核心概念的接受与改造,试图以前后的对比,指出这段思想史内部所发生的概念的扭曲及其所造成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实质性影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浪漫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初期)并未客观地接受启蒙初期以康德为代表的对于"启蒙"的内涵与目的的理解,而是以其各自的时代精神追求着被其"重构"了的"启蒙"的理想,同时,在二者之间,又有颇多的理论承继的关系。最终,"启蒙"成为一种表面性的"行动",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从文化哲学视域阐述了＂现代性＂的多层次内涵,阐释了现代性批判与启蒙运动的联袂关系。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性＂的同时,＂现代性＂批判又对启蒙本身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就现代性的批判向度而言,主要阐释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社会＂现代性＂批判理论;就现代性批判实质而言,主要批判了主体理性的统治,尤其是马克思运用了病理学剖析以及治疗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最后指出了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生存论视域中的理性观念

启蒙以来,理性被逐渐看作是自立的纯粹理性,与传统的终极实体观念分离。而从生存论角度来看,理性更多地体现为处境中人的一种反观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的生存更为秩序化。以这个方式理解理性,就可以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重建理性与终极实体的关系,即理性并不是自立的,而是有其被生发或开启的前提。它发生在对终极实体的开放状态中,而这才是启蒙的本来含义。     

革命和启蒙再出发

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引发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地纳入启蒙和现代性世界版图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启蒙、救亡、革命和改良构成不同阶段的主题。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指向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多个方向,并最终导致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启蒙,需要认真对待启蒙与革命、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共性与个性、启蒙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启蒙有自己的使命,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结束,也不会随着现代化的成就而中止。在新世纪,启蒙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与德国启蒙运动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虽然在哲学上导致了一种理性主义独断论,但是这个体系同时也是对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虔敬主义神学或信仰主义独断论的猛烈冲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与法国启蒙运动最终导致了无神论的结论不同,德国启蒙运动通过对《圣经》的历史考证和理性批判而建立起一种理性宗教。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莱辛力图在理性知识与宗教信仰之间寻求一种妥协,他通过展示上帝对人类实施教育的历史过程,将理性与信仰辩证地统一起来。莱辛试图建立一种实践理性宗教的愿望及其在对立之中实现同一的辨证思想,对于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康德对卢梭自由观的批判

康德的自由思想源于卢梭 ,却又不同于卢梭。康德认为卢梭在内在自由领域内放弃了自由的自主性质 ,将自由归结为自然 ,视情感性的良心为自由的原则。康德将自由视为理性为自身设定的理想 ,自由的原则乃是理性所颁布的先天道德律。从二人自由观的差异可见 ,康德在批判卢梭自由观的基础上 ,不仅挽救了自由的自主性质 ,而且还从多个方面阐发了自由的这一根本性质 ,从而完成了对卢梭自由观的批判。     

"诗学"在中国的名与实

"诗学"一直被为数不少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不辩自明的概念.然而"诗学"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的三种解读给文艺大众造成困惑,理解诗学的这三种解读成为消解困惑的关键."诗学"内涵不应该在现代汉语语境下仅只有名而无实的继续存在,应该回归到它的实质性研究本身.     

全球伦理与孔子的德性之思——《全球伦理宣言》再省思

全球伦理致力于从人类数千年来的宗教传统和伦理传统中,发现普遍的宗教-伦理原则,其本质上属于启蒙传统,是现代性规则伦理学的新变种,因之它陷入现代道德之困境而不能自我拯救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吸收古典德性伦理学智慧,将德性伦理学对特定民族之独特道德追求的尊重纳入到全球伦理的建构范围,并将其与规则伦理学的形式化道德命令相互补充,使全球伦理有着更为确切、更能相容各民族道德伦理之特点的多元陈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超越、克服伦理学现代困境之基本视域。儒家先圣孔子的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德性实践理性智慧,他关于"仁"的学说和关于理想的道德人格"君子"的学说,可以为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对全球伦理建构更有意义的是儒家德性实践智慧借之实现的内在超越方式,它将东方内在超越的精神与西方外在超越的传统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全球伦理建构的健康之路。     

从价值中立批判到技术中立批判——兼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对韦伯方法论的批判

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除方法论迥然有别外,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非常相似。在概述两者之间关系和比较两者的方法论基础上,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合理性批判的核心就是对韦伯价值中立批判。但是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价值中立批判的视角并非一致,不同的研究视角获取的研究结论也就存在差异。通过对价值中立和技术中立关系问题的澄明,意欲勘察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价值中立批判的逻辑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