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个人的交响--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主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主题发端于世纪初国人对于"少年中国"的渴望,它自始至终强调青春个体与青春民族、青春国家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但不同的作家在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却各有侧重,以此而形成两种不同的青春主题范型一重国家,一重个人;一重现实,一重理想;一类昂扬向上,一类感伤消沉.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本文从叙述学和文体学视角对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了考察和探讨 ,旨在揭示这一文体的结构的运行规律。作者认为 ,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类型和非叙事性话语等层面来看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程 ,表现出与别的文体样式既同又异的特征 :一是从传统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换 ;二是叙事性和非叙事性呈阶段性更替 ;三是非叙事话语形成了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是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获得新质和活力的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范式的转换与作家的命运--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断想

20世纪中国的文学范式主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范式、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以及新时期文学范式。不同的文学范式有着“质”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质”的规定性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集中体现熏同时又规范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既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共同的文学选择,同时也选择(或接纳、或剔除)从旧范式中过来的作家。不同文学范式的更替不限于一种模式,其实际转换远比一般教科书的描述复杂,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有利于推进和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略论王弼的天人新义

魏晋的玄学取代两汉的经学,不仅在于它以理性思辨的哲学范畴体系取代了“由辞以通道”的古经训解,也不仅因为它以究本及末的本体论取代了“天地含气”的生化论,更为重要的则在于,魏晋名士以“天人之际”的崭新义理更替了汉儒博士“天人感应”的陈旧学说。生活于汉末魏初的少年哲学天才王弼,正是道出天人新义的     

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澳洲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人组成“新民启智会”,利用“东华报”宣传康、梁改良主张,支持光绪复位,鼓吹君主立宪。1908年,民主共和思想传到澳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澳洲华人的拥护,共和派势力迅速增长。澳洲少年中国会发挥着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政权的积极作用。1914年,澳洲华人组成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版积极引领“思想解放”潮流,以饱满的激情践行文学理想,以内涵丰富的文学出版物创造了空前的阅读热；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文学出版在体制转轨中开始了市场化转型；新世纪以来,文学出版全面市场化,迅速进入“策划时代”.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为主线,观照文学创作和阅读潮流更替的轨迹,集中体现文学出版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形塑作用.     

王国维审美论思想探赜——兼论中国现代美学的缘起

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清末民初新旧文化更替之际,以“立人”为主旨。这个“人”不是传统宗法伦理关系中的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20世纪初,王国维热衷于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积极引介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尝试用这些外来思想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王国维在主体论视野中进行的美学探索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开端,他构建的审美理想论、艺术本体论和美育论框架对后世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新儒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化的思路也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早年著述。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长期陷于自律与他律之争,而关乎人性、人道的美学立场始终存在着。今天,从观念史角度审视中国现代美学问题的缘起及其流变,既是为了正本清源,也是为了重续美学的人文之思。     

现代中国文化的精髓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一个曙光初露的新世纪正姗姗而来。当此世纪之交,本刊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呢?编辑部在静静地思索。 今年一月,可谓多“年”之月,又是“阳历年”,又是“小年”,又是“阴历年”,一个月里连过三“年”。大陆如此,台湾如此,港澳如此,环球华裔,盖莫例外,皆因同出中国文化之根。随着中华国力的崛起,世界正悄然兴起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各种称道中国传统文化的     

21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出路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研究出现了勃勃生机,各种修辞学研究的热点理论叠起,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但近几年来,修辞学研究从热闹步入平静,其发展势头劲头不足,呈现为老态状态.我们要使修辞学重新焕发青春,应该对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及其学科性质的研究进行历史性的返思.21世纪的修辞学应该拓展研究的思维空间、科学地探讨修辞学产生的整个过程和修辞义的转化过程和获得过程.这样,古老的修辞学才能讨回青春.     

“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学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近代中国历经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而奋起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青春之中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在历史中国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纪元,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不断富强,人民更加幸福。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与不竭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于是,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和传播中国,业已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学术风气,中国学也成为一种国际“显学”,并促使其由过去“他塑”的“汉学”“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发展而为“自塑”“他塑”交流互鉴的“世界中国学”,特别是观照历史、观照时代,呼唤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推动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史研究特别是国史哲学,赋予新时代中国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自主知识体系。发展新时代中国学,就是要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同时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国外中国学的流变、现状与思考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近代中国历经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而奋起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青春之中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在历史中国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纪元,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不断富强,人民更加幸福。中华文明绵延发展,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与不竭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于是,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和传播中国,业已在世界范围内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学术风气,中国学也成为一种国际“显学”,并促使其由过去“他塑”的“汉学”“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发展而为“自塑”“他塑”交流互鉴的“世界中国学”,特别是观照历史、观照时代,呼唤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推动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史研究特别是国史哲学,赋予新时代中国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自主知识体系。发展新时代中国学,就是要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同时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艺术如何归家?——解读余虹《艺术与归家》

一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化借经济和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强势,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说它是一种空前未有的文化繁荣,是因为“创新”以分秒替换的速度和方生即死的更替制造出这种繁荣。这种繁荣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一切都不缺少、而又一切都没有留下的空泛的餍足感。当前中国文化     

论儒——从《周易》古经论证“儒” 的本义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孔子以降,历先秦孟荀、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迄于今,迭有更替,却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其“起点”究竟在何处?是什么样的素质造就了如此强韧的生命力?本文旨在追本溯源,探究“儒”的本义和“儒家”的原型.     

关于中国文化发生学研究的思考

一、关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基础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依然依托于这些基础。……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①“轴心时代”是东地中海、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文明时代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典籍——“元典”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华元典——一《诗》、《书》、《礼》、《易》、《春秋》等成书并修订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的春秋至秦汉之际。先秦诸子书《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     

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重构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音乐文化的变迁与中华音乐文化之根发生严重错位,失去了中华民族音乐中的文化传承和音乐的文化主体地位.面对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重构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尤显必要.重构之策是:把音乐放置于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认识和研究,同时,在音乐中对社会和文化进行再认识,并强调“中华母语文化”的音乐教育方略.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范式

第一种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这种范式得以形成和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首先是从唯物辩证法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二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哲学”教科书所提出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思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阐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范式旨在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突出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与趋势的阐释,从而从历史规律层面论证和阐明中国革命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