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国际贸易利益研究综述

国际贸易利益是衡量一国是否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参考价值指标之一.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增加值贸易依然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相比较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而言,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测算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真实获利情况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显得更具实际意义.系统梳理了国际贸易文献中关于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国际贸易利益研究的演进过程,归纳和评述了测算增加值贸易的理论方法及实证研究成果,以及我国林产品贸易利益研究存在的缺失,进而对中国林产品贸易获利情况重新进行审视,对中国林产品贸易的发展进行新的定位.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及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测算,并与美国、日本、德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增加值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大幅度增加,2014年上升至28%,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6%);(2)中国以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衡量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但总体上仍然处于比较劣势,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3)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扭曲了中国与各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不平衡程度,扭曲程度取决于中国与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FTA深度一体化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基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实证研究

FTA深度一体化能否有效促进成员国的价值链关联及贸易利得的提升,备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基于结构引力模型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相关数据,可实证研究FTA深度一体化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FTA深度一体化整体上显著促进了成员国出口增加值的提升,且对成员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对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的影响,意味着FTA的深度一体化有利于提升成员国的实际贸易利益。(2)区分中间出口和最终出口后发现,不同的深度指数对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最终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影响都不显著。这表明,FTA深度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价值链贸易关联来促进贸易增加值和提升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货物与服务贸易来看,FTA深度一体化对货物中间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服务。(3)从衡量FTA深度一体化的不同深度指数来看,具有法律可执行性且拥有争端解决机制的FTA实际总深度指数对贸易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表面总深度指数;而代表贸易议题未来发展趋势的WTO-X指数相比于代表传统议题的WTO+指数对贸易增加值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 ——基于2016版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

在全球价值链(GVC)背景下,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核算不仅能真实反映一国贸易的发展水平,而且对于一国国际竞争力指标的测算也同样重要.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法(KPWW),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在2016年最新发布的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表分行业测算中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并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的出口额进行比较,发现传统方法下服务业整体和分行业层面均被不同程度高估;进一步测算了中国30个服务行业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IMS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发现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的竞争优势仍体现在传统服务行业,而在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兴行业则处于显著的劣势地位.     

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贸易便利化毋庸置疑是推动价值链分工体系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助力。采用2006—2014年42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在测算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提升;贸易便利化会通过提高对外开放度、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来促进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区分“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分时间段的维度来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将从贸易便利化的视角,为中国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可能的思路,继而为中国全面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围绕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引发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不断,而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分配使得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更加复杂。本文在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构建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选取了要素禀赋状况、技术进步、垂直分工度以及规模经济四个因素作为代表性变量,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模式下,不能仅就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象来理解中美在贸易中的利益,美国处于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间的低附加值环节。因此,中国应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本国的要素密集结构,实现国内附加值比重的实际增长,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知识产权——以绍兴纺织品贸易为例

中国是纺织品生产和贸易大国,但是在全球纺织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的位置,而且在贸易摩擦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从我国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现状出发,由知识产权的角度考察了我国纺织品生产和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探讨了我国纺织品贸易价值链提升的可能途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0年54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存在“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即在数字贸易发展初期,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这种抑制作用会慢慢演变成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和贸易开放度对数字贸易提升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贸易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应加大数字贸易发展、重视研发投入力度、推进高水平贸易开放等对策建议。     

中国进出口贸易分解及国际比较--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全球价值链（ GVC）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差额。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分解,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在GVC中的参与度。结果显示：根据新的测算方法,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贸易顺差没有传统贸易统计的那么大,传统的中美贸易顺差平均高估达2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GVC参与率在1995—2009年呈逐年上升之势,而美日等国则呈下降趋势。     

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基于亚太地区的跨国实证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背景下,研究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如何影响双边价值链关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区域数字贸易规则TAPED数据库和增加值贸易OECD-TIVA数据库,通过量化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以及价值链关联程度,考察了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价值链关联程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深化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强价值链关联,且对浅度价值链关联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深度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为显著,此外,与其他条款相比,数据流动相关条款对价值链关联的促进作用更大。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对比分析

利用Eora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在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下测算全球189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进出口情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流动趋势与行业特征.研究发现:1)发达国家(地区)是全球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进口地,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则是主要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地,2000—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不断增长,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全球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总量的95％左右.2)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法国等发达国家(地区)的隐含碳净出口比重在50％至90％以上.3)从行业上看,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发达国家(地区)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均主要集中于电、煤气和水,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物产品,运输业,采矿和采石,电气机械等行业,主要行业的中间产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净流动多数高于最终产品.发展中国家(地区)替发达国家(地区)承担着全球主要的碳排放生产者责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隐含碳流出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低碳发展刻不容缓.     

中国食用菌产品出口竞争力与贸易潜力分析

基于1992-2014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 COMTRADE）,从全球贸易视角出发,利用MS指数、TC指数、RCA指数、DTL指数以及TCI指数,分析了中国食用菌产品贸易现状、竞争力及贸易潜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别比较。结果发现：1992-2014年,中国食用菌出口额的国际市场占比呈现“持续上升 波动下降 波动上升”态势,年均市场占有率保持在36.55%水平上,是世界重要的食用菌出口大国;与法国、美国、波兰和韩国相比,中国在世界食用菌贸易中的竞争力明显;中国与日本食用菌贸易存在互补性并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稳定现有品种,加大野生珍稀食用菌良种培育研发;巩固传统贸易市场,积极开拓中国食用菌贸易新领域;健全食用菌产品生产标准体系,做好出口监管与稽查工作,推进中国食用菌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经济中的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历史视角的国际比较

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以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增加国民福利为目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各种政策手段因经济周期的作用也被循环使用.本文通过对世界各国在不同阶段所采用的贸易战略与政策的对比研究,揭示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利益、利益集团的博弈等内在联系,指出应根据中国现阶段国家利益与经济发展水平来正确选择适合的贸易战略与政策,以促进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发展研究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联结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属于知识与服务密集型较为高端的部分,其发展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有着重要作用.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容易随之出现周期性波动,且目前以中低技术复杂度的出口为主.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分别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仍处于成长期,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中低端地位,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对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卢森堡、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印度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证实了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在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营造持续平稳增长的经济环境以及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对欧盟林产品出口增加值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林产品加工国与贸易国,但远非贸易强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林产品贸易一直徘徊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KPWW方法计算1995—2011年中国对欧盟27国的林产品出口增加值,并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对欧盟林产品出口增加值与进出口国GDP显著正相关;中国林产品加工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中国与欧盟国家人均森林资源禀赋差异均与出口增加值的关系为正向;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提高中国林产品出口附加值。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

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国家,并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新冠疫情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重构冲击,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后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快速提升,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增加值来源地。中国价值链的独立性持续增强,而德国在上游和下游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出于经济安全考量,德国企业尝试分散供应链布局,或将在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其他经济体,但这并未改变两国以互补性为主导的经贸关系,由于核心制造业产业链高度融合,中德经济无法"脱钩"。当前非经济因素干扰经济议题,德国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视中国为"制度性竞争者",经贸关系作为中德关系"压舱石"作用受到限制,但鉴于两国趋于平衡的经济依赖关系,德国对华政策转向并不会对中德经贸合作的基本面产生根本影响。随着两国相互依赖关系深度和广度的提升,中德共同经济利益网络不断扩大,经贸合作依然是中德关系的重要纽带。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区块化”

利用WIOD数据构建了中间品贸易分布矩阵、中间品贸易结合度矩阵,有效地描述了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接着,构建中间品贸易区域集中度指标,利用2000—2014年44个国家和地区56行业中间品贸易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区块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生产者服务贸易与一国国内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贸易影响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能力是以低技术水平行业、高技术水平行业、服务业的顺序逐级减弱的,而与各区域内核心国家主导产业对应可知,生产者服务贸易影响在以中日为核心的亚洲最强,其次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再次为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     

全球化新阶段与贸易政策新挑战

全球化进入发展新阶段,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加快,数字贸易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也对就业增长形成挑战,全球价值链正在转型重构,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已经开始。与此同时,WTO全球多边体系改革迫在眉睫,贸易制度聚焦"公平性",各国贸易救济的制度性保护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将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制高点,贸易数据和统计方法滞后妨碍贸易决策,自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贸易政策还是首次居于全球政治议程的中心,应对全球化新挑战需要各国的政治共识与商务外交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