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论党对反文化"围剿"的领导方式及瞿秋白等的历史作用

本文认为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鲁迅先生亲密合作,克服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对文艺战线的影响,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局面.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是左翼文化战线的"实际领导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

《讲话》对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及其对鲁迅文艺观的借鉴,是思想整风意图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有意识的整合。毛泽东在文艺的阶级性、杂文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问题上继承了左翼文艺的主流观念,同时在文艺的人民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又吸收了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这一整合不仅反映了《讲话》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历史联系,也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鲁迅文艺思想之间的离合关系。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瞿秋白关于文艺“自由”问题论述的历史理解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高涨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阵线与它的对立面,就文艺与文艺家的"自由"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不仅对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对新兴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运动的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对这场论争的意识形态建构,特别是文艺"自由"观念内涵的演化及其核心范畴的学理逻辑作深细的历史梳理就变得非常必要。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统一战线”战略与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化——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中心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当代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左翼文化多元构成的角度回溯这一评价,其存在着用左翼革命伦理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究其原因,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模糊性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众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论鲁迅的两次自我否定

<正> 一般比较重视鲁迅大革命时期从“逆子贰臣”到“现代革命圣人”的思想转变,但忽略了作为文学家鲁迅的文学观的变化。同时对他早年发生的另一次重大思想转变研究不够。我们拟把鲁迅的两次转变结合起来,把他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对鲁迅作一考察。否定——鲁迅的自觉扬弃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行坚决否定与无情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也进行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最醒目的是他对文艺的态度。他从1906年弃医学文后,对文艺的作用备极推崇,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但二十五年后,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此后并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论鲁迅"激进"

本文就当前有研究者指责鲁迅"激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激进"究竟"进步"还是"不进步",要看它是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在中国现代的两个历史性时刻,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以及上一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思潮中进行选择的时候,鲁迅的确都是"激进"的.但前一次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后一次左翼文艺运动路线有错误,鲁迅也有错误,然而他的一些重要思想,乃是当时革命文艺思潮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鲁迅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谈) 论鲁迅“激进”

本文就当前有研究者指责鲁迅“激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认为“激进”究竟“进步”还是“不进步” ,要看它是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 ,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在中国现代的两个历史性时刻 ,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 ,以及上一世纪 2 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思潮中进行选择的时候 ,鲁迅的确都是“激进”的。但前一次适应了历史的要求 ;后一次左翼文艺运动路线有错误 ,鲁迅也有错误 ,然而他的一些重要思想 ,乃是当时革命文艺思潮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通达彼岸的“桥梁”——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是瞿秋白同志在文艺评论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联系中国革命的发展来评价鲁迅思想发展的论文。《序言》从发表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使它受到不公正的否定以外,在四十多年中,在鲁迅研究领域里,它几乎一直占着支配的地位。近来发表的文章,也     

文学的方向与倾向——左联时期鲁迅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对"第三种人"的定义以及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准确地说,"第三种人"定义的范围应是:(1)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2)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鲁迅与左翼坚定地立足于文学的政治、阶级立场不同,他和"自由人"、"第三种人"更倾向于认同政治、阶级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必与政治、阶级相关联。在必得选择文学的倾向和方向的年代,左联时期的鲁迅仍坚持把文学中的阶级等因素看作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因素,而不是政治、阶级立场问题。"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内在矛盾即在于其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不一致产生的内在冲突,鲁迅同样也面临着此种矛盾。他们的文艺观的理论窘境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对立、冲突,而是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政治与文学分开的历史现实使中国现代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思想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文学自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