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     

论郑和下西洋中的宗教文化传播

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成员之间还是郑和使团与海外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并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其中,传播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传播方式大多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传播媒介主要是口头语言、体态语和文字等,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呈现出信息接受与反馈的双流向.     

论郑和下西洋中宗教文化的规范性传播

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使者,在海外进行了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还是在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且大多通过宗教活动进行传播,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上,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福建与郑和下西洋的船只

从对文献记载的直接史料和间接旁证的综合分析中可知,构成明初福建沿海海防体系的十一个卫都有自己的造船厂.由这些造船厂构建,以福州三卫所属船厂为核心的明初福建造船业,成为为郑和舟师提供船只的物质基础.郑和舟师七次下西洋的主要船型是福船,而这些福船的大多数应当是福建沿海官办造船厂建造的.郑和舟师的出洋宝船就是福建建造的福船.福建不仅以其沿海造船业为郑和舟师建造、修理船只,还为出洋前的郑和舟师提供临时调剂船只的船源.从与郑和同时,亦同为宦官,在洪熙至宣德年间曾四次出使琉球的柴山所立碑文中,称自己乘坐由皇帝敕建的册封舟为"宝船"的记载看,"宝船"并非郑和舟师船只的专称,而是当时皇帝派往海外使臣乘坐船只的共名.所谓"郑和宝船"就是册封舟.     

和平促进国际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郑和与15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

当今世界需要文明的对话与文明的交流。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奉明王朝之命,以和平的方式,向广大时处落后的亚非国家和地区传播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同时也吸收了一些亚非国家的文化精华,对中国与亚非国家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和下西洋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是多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本文主要从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先进生产力的传播,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崇扬,绘画、建筑、雕刻艺术的交流,珍奇动植物的引进等方面作简要叙述。郑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他的远航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社会进步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增进了我国与亚非国家的友谊,丰富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与交流,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

关于郑和宝船问题,过去论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主要是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郑和下西洋各个时期所使用的船只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主要分三个时期:一、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二、郑和四至六次下西洋所用船只;三、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用船只.本文不仅对这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辨析,而且对宝船之名及其设计建造、数量、大小诸问题进行了考证廓清.     

郑和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

郑和下西洋之前,华人穆斯林已经移居东南亚。郑和在出使西洋过程中,不仅与随行的华人穆斯林积极在当地从事伊斯兰教活动,在海外兴建清真寺,促进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而且团结东南亚当地的华人穆斯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作为宣传伊斯兰教的基地,对当地人民传播伊斯兰教,从而奠定了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伊斯兰化的基础。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

明永乐、宣德间郑和七下西洋,其中第二次、第六次是从广东扬帆出海的。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外交空间,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朝贡贸易的繁荣作用最大,客观上也有利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商民向南洋移殖侨居,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然而,这一“壮举”并没有在明朝引发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把欧洲导向资本主义的类似的社会变迁,成为中国走向海洋、展开近代化进程的契机和内在力量,这是值得后人深刻反思的。     

郑和舟师三次异国战争与孙子谋略运用初探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舟师人员在与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同时 ,也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由于郑和熟知兵法 ,特别是对《孙子兵法》“先知”与“有恃”、“避实而击虚”、“兵之情主速”等谋略思想的成功运用 ,舟师部队取得了三战皆捷的巨大胜利。     

下西洋所见所引进之异兽考

随郑和七下西洋之人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见到了许多中国不产或罕见的珍禽异兽 ,有的还被引入中国。其中的神鹿、飞虎、草上飞、马哈兽、縻里羔兽、腽肭脐为今日之何兽 ,学界或未曾辨别 ,或考证不确 ,或众说纷纭。本文运用现代动物学知识 ,结合古今中外文献 ,通过排查、比对、观察、实验 ,考证出上述六种异兽分别为今日之马来貘、鼯猴、猞猁、阿拉伯直角羚、印度蓝牛、小灵猫 ;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郑和下西洋业绩及其前因后果试析--兼与郑培凯教授、翟若夫先生商榷

郑和七下西洋,远航东南亚及非洲各地,这无疑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同时,它也标志着我国当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随着我国明初封建专制的加强,我国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均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导致郑和远航的突然终止。因此,社会政治因素是影响科技发展重要因素,亦是郑和下西洋起止的根本原因。今天,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营造正常科技发展氛围,不断开拓创新,才能真正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七年天妃、南海神几乎同时受封,时正值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两者受封必定与郑和等出使海外有关。由于两者司辖地域不尽一样,历史发展脉络亦不尽相同,在郑和前两次下西洋中的作用不一,导致了其封号的不同。永乐两封号的出现与不同地域和阶层民众信仰不同有关,而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

晚清比较突出地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的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等,其中不少文章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哥伦布和亚美利加等航海探险活动。但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似乎始终没有译介过西方学者介绍郑和航海探险的类似研究。最早从世界航海探险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郑和事迹的是清末游学日本的中国学者。首先揭开中国近世郑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发表在1903年第11期《大陆报》上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1905年5月1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69号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的一生放在整个世界航海探险史大背景下来进行分析。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遗余力地译介和研究世界航海史上的人物,特别是表彰郑和的功绩,无非是要唤起中国人的冒险进取意识,通过航海探险史揭示强国智民的重要性,增强中国人的海权意识。晚清提倡的航海冒险进取的精神,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郑和下西洋未能带动中国发展原因探究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外关系活动的一次伟大壮举。它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中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友好往来。但这样重大的航海壮举却未能带来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其内在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明清时代的海洋政策,无论是严禁还是开海,无论是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指导思想上尽量限制民间航海力量与海外的交往。具体措置是,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     

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的中国移民

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满剌加时期的中国移民活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友好关系和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促进了中国向满剌加的移民。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发生在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最伟大的海上远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看,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将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结合,认为《明史》所说的“耀兵异域”是保障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使团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使团,远航持续近30年,开通了海道,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将"和番"与"取宝"结合在一起,在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所到之地进行互惠互利贸易,也促使国际市场繁荣,推动商业贸易兴盛,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东西方商路大开。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