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2003-2014年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指标,对东部、西部和中部三区域进行了差异分解;然后结合省级面板数据设定模型,使用FGLS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全国、东部、西部和中部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严重的地区差异的特点,东部、西部和中部的老龄化发展具有非均衡的特点,地区差异变化反复波动,并不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的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会越来越严重。出生率和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最大,城市化率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影响较大,而死亡率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是对于全国来讲影响较大,文盲率对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影响较大。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2006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在0.4-0.6区间,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后劲乏力。相关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视角下,全国层面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向,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地区人均GDP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普通高中在校人数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建议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新型城镇化推进方略。     

人口转变对储蓄率及利率的影响:基于收入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助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在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小于1的条件下,通过探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对人们预期未来消费分布和份额变化的影响来确定储蓄率及利率的变动方向.同时,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出生率、死亡率对储蓄率及利率的作用方向截然相反.其中,出生率、死亡率对储蓄率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并且出生率对储蓄率的作用力要大于死亡率;相反,出生率、死亡率对利率分别存在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且出生率对利率的作用力要小于死亡率.     

高等教育规模、劳动力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第二,高等教育规模会抑制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质量能够强化高等教育规模对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四,不同地区劳动力质量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从教育角度要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提升教育质量并行;从地区发展角度中西部地区要增强就学地粘滞作用,提高就业吸引力;从国家政策角度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引领作用。     

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与土地流转

基于CFPS2014和CFPS2016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向相关关系;村庄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与土地转入呈现正向相关关系。2)养老保障与土地转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相关关系。3)家庭人口老龄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影响基本显著;村庄人口老龄化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土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养老保障主要影响东西部地区的土地转出,对中部地区的土地转入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积极引导老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对提高土地流转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住房空置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在分析人口老龄化、房价以及住房空置率三者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和房价对住房空置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人口老龄化和房价均对住房空置率有正向影响;在区域层面上,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住房空置率的影响最大,各区域房价对住房空置率的影响均为正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房价确实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住房空置率的中间桥梁。     

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测度方法与应用研究

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引入制造业发展动能超前系数、新旧动能转换速度指数和新旧动能转换水平指数,提出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方向、速度与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选择中国制造业2009-2018年的统计数据,测度各省级行政区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情况,分析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集聚趋势与空间关联效应.研究显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旧动能转换趋势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新旧动能转换速度最快,西部地区次之;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具有空间集聚效应,10年间集聚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水平空间演变路径具有正向空间集聚、负向空间集聚、正向空间外溢、负向空间外溢和空间分异5种状态.     

房价上涨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数量和结构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住房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刚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缓解人口危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探究房价上涨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利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平均上涨1%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0.13%~0.22%;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东部省份以挤出效应为主、在中西部省份是以财富效应为主。当前,通过遏制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给予“刚需”人群购房贷款优惠、适量增加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等手段,可以助力解决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整体描述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行政村贫困总体现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及因病因灾返贫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返贫率不具有影响;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对二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输出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返贫率有正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及有卫生室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而有卫生室率对返贫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自来水率及通油路率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油路率及通电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据此,提出推进湖北武陵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升民族人口综合素质;完善劳务输出战略,增强贫困人口反贫脱贫能力;因时因地因村制宜,完善民族地区人口扶贫方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村级社会事业发展;建立村级贫困数据库,形成扶贫事业新局面。     

技术创新、消费转型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

为探究技术创新、消费转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本文从区域差异视角出发,选取2010—2018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高度空间相关性;各区域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提高技术创新规模可协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且对相邻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对相邻地区的作用为负,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各区域消费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相同,表现为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从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消费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贸易开放和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交易效率视角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选取中国31个省级地区(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1～2019年的数据,从交易效率视角研究了贸易开放和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在贸易开放和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中,存在以交易效率为作用机制的阈值效应。具体地,低交易效率地区的贸易开放对国内投资不存在促进作用,而对较高交易效率的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当交易效率趋于更高水平时,贸易开放对国内投资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同时,FDI对低交易效率地区的国内投资有负向作用,而对高交易效率地区的国内投资有正向效应。使用工业化水平变量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产业结构优化也是影响贸易开放和FDI对国内投资的条件阈值。从交易效率视角看,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应进一步提升交易效率水平,以持续释放贸易开放和FDI对国内投资的正向效应。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扩大在基础设施、市场化、城市化和教育发展等方面的投入,以缩小中国地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态势。     

社会保障、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门槛效应研究

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是增进居民福祉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本文运用面板线性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二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从线性关系来看,社会保障、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存在挤入效应,且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为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向抑制作用。其次,社会保障与公共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影响。最后,从非线性关系来看,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支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城镇化水平的“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二者对居民的增收效应也会有所提升。其政策涵义在于深化城乡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制度改革,实行差异化公共财政调控政策,发挥二者对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功能。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LP方法测算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14年间从G7国家进口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运用熵值分析方法对全国、东中西部之间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差异进行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从吸收和引进两方面计量分析影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因素。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空间分布集中度高的特点;从全国来看,研发强度、人力资本和贸易结构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起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差距起负向抑制作用;从区域来看,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在不同区域作用差异明显。其中,人力资本在东中部地区起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起负向作用,技术差距在东部地区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起显著的负向作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房价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的SYS-GMM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因此系统分析收入差距对房价的影响应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进行。从全国和区域层面来看,收入差距对房价均有正向影响,但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的外部特征：收入差距对东部发达地区房价影响更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影响较小;此外,东部发达地区房价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更显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房价则受成本的影响更显著。2004—2017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进一步采用双变量LISA模型探究二者的空间联合演化趋势,以及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时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空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表现为东部地区较高、东北地区较低且降幅明显、西部地区增幅最大。(2)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在研究基期具有正向空间关联性,到研究末期则逐渐转为负向空间关联性,区域异质性增大;高高集聚型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型集聚区片状分布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具有非线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较西部地区薄弱。据此提出,应进一步筑牢环保意识以推进高质量发展,立足区域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以发挥减排效应等,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民族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

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基于1999~2017年民族地区面板数据,测算民族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探讨影响民族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民族地区总体上农业生态效率呈上升趋势,并于2017年达到相对完全效率,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各影响因素中,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具有正U型关系,农业规模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产业结构影响呈现正向效应,而农业受灾率、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呈现负向效应。为此,应继续强化差异化财政支农政策,优化农业结构,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以实现民族地区农业生态化、绿色化和高质量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消费者知识、从众心理与来源国效应的关系研究

通过运用实证方法对消费者知识、从众心理和来源国效应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消费者知识与从众心理的关系层面,消费者知识对信息性从众和规范性从众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消费者知识和来源国效应的关系层面,消费者知识对来源国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从众心理和来源国效应的关系层面,信息性从众对来源国效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规范性从众对来源国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