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儒家礼教论——论"仁"、"人性"、"文"和"礼"的关系

作为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礼"是先秦儒家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的核心范畴。儒家的教育理论是完全依靠"礼"如何与其他范畴互相关联而形成发展的。尤其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所提出的"仁"、"人性"和"文"等范畴对体现出"礼"的教育内涵是不可缺少的。"仁"只有通过"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性"也依靠"礼"的内化过程而能够获得真正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礼"是文明化了的传统中分化、发展下来的一切标准,"礼教"是以"博文"与"约礼"为主要内容而培养君子的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     

继承与转化: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宝贵资源,其廉政方略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促使为政者廉洁从政的一种治国理政模式。廉政既是儒家政治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终级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在廉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的今天,如何继承、转化儒家传统廉政思想和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启迪意义。     

先秦儒家和谐思想对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天人合一、人伦和谐、中庸之道是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体现。这种和谐思想对于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借鉴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合理成份，有利于协调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于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先秦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内圣外王思想的讨论最具活力、最有代表性的要属儒家和道家。原始儒家在道家关于内圣外王思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吸纳、认同进而使得这一思想理论最终成为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精神内涵、架构理想和践行追求。这一理想和追求直接决定了中国学术两千多年的运思理路和治学旨趣。因此，我们从源头上来理清先秦儒家对于内圣外王思想的体认、洞见对于内圣外王思想的当代转语，传统哲学的现代转进无疑都将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     

儒家谏诤方式与先秦文学表现

先秦典籍中保存了很多谏诤文字,谏诤是臣子的重要职责,但不是所有的谏诤行为都能被肯定的,一切谏诤行为都被经典的编纂者以儒家的眼光加以评判.通过提倡、反对甚至遣责,谏诤方式也被分出高下,以期达到教化的目的.而是否合"礼"是儒家评判谏诤方式的最终标准.同时,经典中许多谏诤行为的记载,其本身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先秦儒家情法观初探

情法观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情法观思想。本文探讨先秦时期儒家代表人物的情法观，认为它包括以下主要内容：顾及民情是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尊重实情是严格执法的前提；德主刑辅思想来源于对人的性情的确认；法律的生命力源泉决定于是否合乎常情；守法的大敌是欲情。     

先秦儒家伦理美思想述评

先秦儒家谈审美和艺术，不只是着眼于美的形式特证，而是将美的形式持证同深刻的理性道德内涵、同人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美善结合、美善统一，即所谓伦理美，在先秦儒家美学和伦理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它既是先秦儒家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也是先秦德家道德教化思想的重要特色。深入探讨伦理美对于现实的审美教育和道德教育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孔子的伦理美思想很丰富。从伦理道德的观点看自然现象，将自然现象看作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表现和象征，所谓“以物配德’”或‘和德”．是他的伦理美思想的重要内容。如他讲：“岁寒，然…     

论传统儒家的伦理体系及其局限

礼、道和理不仅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概念，而且由此可以形成儒家行为哲学体系。作为概念的礼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动作，礼是行为。在对该行为的经验基础上，人们抽象出普遍之道。道描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它成为具体行为之礼的标准。天理概念的出现将追问引向深入。天理不仅是普遍之道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是现实之礼的终极性法则并由此为礼给出了存在论证明，证明了礼的合“理”性，在绝对之理、普遍之道的支持下，礼成为正当的行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如何从普遍观念走向具体行为，传统儒家缺少了某个重要环节。     

《论语》“礼让”“去食”考释——兼评儒家政治理想

先秦时期，“礼让”还没有成为一个词或习用短语，《里仁》篇出现的两例“礼让”为先秦儒家文献所仅见。从北宋邢昺到现代主要注本类似“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的阐释，均脱离先秦汉语实际，也偏离了孔子原意。《颜渊》篇“子贡问政”章的“去食”，依上下语境的对应关系以及周初制度、儒家主张，应指官府免除赋税、国家停征储备粮食。儒家强调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低税率经济制度等，虽然是以恢复周初“礼制”为路径，缺乏因时而变的勇气，尤其是过度强调“礼”的仪式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是最具民本思想的政治选择，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再审视：基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

结构与能动是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传统意义上,人们一直以“人治”和“法治”来分别定义先秦儒、法两个学派的治理观念,而从结构与能动的视角来看,儒、法两家治理观念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法家以慎到为代表,表现出了过于重视结构、忽视个体的结构主义;孔子继承周代的人文传统,其“仁”的思想显示了对能动个体的重视,而其“礼”的思想也显示了其并未忽视结构因素,但儒家至思孟学派则发展为过于偏重能动的意图主义倾向。此后荀子构建“礼义之统”力图纠正儒学的这一偏向,但最终又落入儒家政治道德主义的窠臼。作为先秦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将“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权力观虽然显示了其在调和结构与能动方面的努力,但最终又沦为了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要之,先秦儒、法治理观念的争论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围绕着结构与能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孟荀交互主体性思想初探

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状况,提出了方向相异的哲学伦理学说。孟子认为仁爱是处理人与人交互主体性关系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谐具有决定性意义,并把仁爱与人的本性相结合,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则强调礼作为规范对界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存在的重要性。他将礼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性恶论。孟子和荀子的不同思想,表现了先秦儒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索,从而形成中国传统交互主体性思想的基本雏形。     

贾谊礼治思想探微

贾谊的礼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理论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礼法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构建了以礼为本、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体系,丰富了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治思想。贾谊的礼治思想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成为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