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永恒的社会理想,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既对立又统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归属,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我们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对独立的两个方面。它们又互为前提和基础,而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论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

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是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因为，一个国家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进步，历来就是弘扬本民族法律传统与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制度与加强法律的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同步交叉进行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的分析，提出法律发展的多样性与趋同性的统一是一个国家确立其法律发展道路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应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单纯、片面地强调“中国特色”，还是单纯、片面地强调“国际化”，都会有碍于我国法制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     

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设想及其展开

生态文明促进法是关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蕴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立法。生态文明促进法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合理期待,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使生态文明观内化于社会机体。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引领整部立法的结构布局和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促进法的法律制度要与基本原则相互呼应,与既有政策相互协调,既要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对现行成熟的制度进行整合和完善;又要注重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使制度之间互相衔接,提升制度体系的自洽性。     

马克思生存哲学视域中的人本法律观

马克思生存哲学通过对实践的解读，揭示了现实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人本法律观作为一个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法律服务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理论体系，是法律价值论、本质论、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西方人本法律观表现出一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人本法律观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并超越西方人本法律观。人本法律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实践中应当确立人本立法观、人本执法观和人本司法观。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主体性提升逻辑

人的主体性提升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提升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主体性取得了明显提升,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提升人的主体性提供明确的制度遵循、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及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比较中,更能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主体性提升的优势及特色。为了进一步提升人的主体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建构推进“两个结合”的具体进路。     

行政数字化的组织法进路

行政数字化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要求，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革命和剧烈的社会变革。数字化时代亟需科学高效的数字化行政。行政数字化不仅影响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表征了由整个行政系统的信息组织和决策过程的跃迁引起的行政结构总体性问题。数字化对行政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要素和作为行政组织法基础的管辖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对此，行政组织法亟须积极应对、合理转型。作为行政自发革新驱动模式的因应，中国行政组织秩序体系必须使其内部结构与社会技术创新的步伐保持一致，既要避免陷入“技术万能主义”的陷阱，脱逸组织法律框架的规制，又要防止故步自封，阻碍由民主合法性证成的数字化方式实现的行政组织效能提升。     

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点认识

现代化是多少代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美好理想，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亿万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怎样衡量现代化的成败？本文从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现代化是个人发展与集体发展的统一，是人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统一，是当代人与子孙后代利益的统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

如何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是近代中国人艰辛探索的问题。毛泽东继续这种探索,他既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又充分肯定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他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坚持现代化追求的社会理想目标。他不仅把共产主义视为理想,而且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改造现实的运动。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现代化带来了一些挫折,但其中包含的批判超越精神、人民主体观念和道德建设思想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代化是“化物与化人”的统一

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化人”比“化物”更重要。实现人的现代化需全面提高民族素质，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但长期以来，对现代化的理解，有些人侧重“化物”，即注重社会的现代化，注重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环境的改观而忽视了“化人”、人的现代化，忽略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教育的投入。由此，在生产上走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在经营上实行粗放型经营。 现代化，包括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化物与化人”的统一。那种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是物质生活的富裕，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即单纯…     

试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端于民法,并逐渐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超出正当界限的权利行使为法律所禁止。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是衡平性规定;它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并发展为独立的法律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发挥着指导立法、司法以及权利制度实践的重要功能,而且通过对权利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权利行使这一领域实现人际关系的整合。     

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原因自由行为是大陆法系刑法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是指行为人基于自己的故意或过失而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的法律现象。原因自由行为有着许多常态犯罪所不具有的特征。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此没有涉及。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例,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模式将原因自由行为纳入我国刑事立法的范畴,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代理制度的完善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代理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代理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另外,在我国代理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为完善我国代理立法,应确立和贯彻两大法系兼收并蓄的原则,民商合一的原则,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等原则。当前,应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完善我国代理立法,尤其是间接代理制度。《民法典》中的代理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代理,第三部分是间接代理。应当将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共同适用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而在规范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时,应以代理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民事责任为框架进行系统的立法。     

新刑诉法视野下贩卖毒品案件中的诱惑侦查

＂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得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作为诱惑侦查的对象;二是诱惑侦查的强度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即不能诱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新刑诉法实施以后,贩卖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运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侦查程序上,诱惑侦查缺乏有效的事前监督;在侦查对象上,诱惑侦查的对象具有任意性;在侦查强度上,不乏＂犯意引诱＂的情形。加强对诱惑侦查的监督、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和追责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情势变更原则的借鉴与适用

指出情势变更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介绍了情势变更原则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运用比较法分析了大陆法中情势变更原则及英美法中合同落空理论的规定与适用。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 ,但是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也有其适用基础和必要性 ,因为情势变更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固有的风险。“入世”后 ,我国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 ,而情势变更的发生更是不可避免。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理解并运用这一原则 ,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利益 ,而且能够促进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所以在借鉴大陆法及英美法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从严把握的几个条件。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倡导法律平等 保障人权实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在关注＂法律平等＂这一问题,如：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西方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又提出过＂权利平等＂,而我们现在宪法当中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不但是我们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像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说法,它能不能上升到法律的角度,资产阶级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它是不是已完美无缺？还有我们现在虽然《宪法》中明确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疑惑,人们又看到生活中有许多不平等的事情,这又会引发我们一些思考,法律平等是不是事实的平等？法律平等是不是绝对的平等？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本文就围绕这些来分析和探讨有关法律平等及人权保护问题。     

源自历史反例的思索：民法“帝王条款”学说评价

考察成吉思汗与朱元璋以诚实信用为主线的社会治理实践,不难发现,拨乱反正的治理效果与人民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悲惨命运是并存的.这类史实反映诚实信用缺乏制暴品格.事实上,诚实信用仅具有"守信不欺"的内涵规定性.否认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妥的.但是,对历史反思表明,"帝王条款"学说将诚实信用原则推崇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的结论却是不无疑义的.因此,学界应重新审视相关问题,而不应人云亦云.     

裁判文书买卖合同法律性质之法理分析

终审裁判文书买卖合同,有违既判力主观范围效力原理,欲使终审裁判文书既判力主观范围以外的主体成为执行程序中的适格当事人,并且其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种漫无边际扩张既判力主观范围的企图,为法不许。裁判文书买卖合同与诉讼担当、诉讼信托皆有本质区别,既不能将之归入任意的诉讼担当制度,也不能归入诉讼信托范畴,且诉讼信托,亦为法所不许。裁判文书买卖合同对象之强制执行请求权,它不具有金融资产本身所应具有的很强的流通性、人为的可分性、名义价值不变性等特性,不属于金融资产转让合同。债权凭证转让合同的标的,一改裁判文书买卖合同标的之人身性、公法性而具有流动性、财产性,属于合法的资产交易对象,债权凭证转让合同应当合法、有效。     

论我国法律服务的社会化转型

我国法律服务的实践表明改革法律服务制度和机制势在必行.我国法律服务存在着法律服务行政化色彩浓、质量低等问题.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是实现法律服务的社会化,即:法律服务主体的中立化,法律服务形式的多样化,法律服务运作机制的综合化,法律服务价值目标的社群化,法律服务管理的行业化.我国法律服务社会化转型有以下五个向度:从私人行为到公共行为的转变,从临时行为到制度行为的转变,从施舍行为到权利保障行为的转变,从道德化行为到法律化行为的转变,从日常行为到专业行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