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成约：婚姻关系在明代家族上行流动中之作用

“门当户对”，是中国古代家族间通婚结亲的理想。不过，从事实来看，“竹门”与“木门”也有相互的吸引力，双方地位不等的婚配在明代时有发生，且这种缔结婚姻的结果往往可以带动两个通婚家族地位的共同提升。     

论汉代安平崔氏家族的学风与家风

优良的家风与学风在家族发展进程中世代相传,是家族共同的人生理念与精神追求,对家族成员人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与发展定向的作用,对整个社会的文风与道德素养的形成也起着引领作用.汉代安平崔氏家族作为名门望族延续数百年,与其良好的学风与家风密不可分.崔氏家族以儒学为中心,而兼顾百家,在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为官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在家庭中恪守孝道、兄弟和睦,对亲友仗义执言,对邻里乐善好施,每一代都以读书明理为务,也都有著作传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西家族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以鄱阳四洪为例

鄱阳四洪的家族传统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十分紧密.一方面,其家族重视道德教育,使洪氏兄弟立身处事多以气节为先,文学作品的品评也以道德为重.其家族注重培养博学好文风气,对其成员走上文学道路有引导与扶植作用.因为血缘亲情的表达与文学创作的训练传承紧密结合,四洪的文学作品还呈现出相似性和传承性.另一方面,由于家族与文学之间的影响相辅相成,文学也反作用于四洪家族.其家族起于声名不显的普通家庭,依靠文学的成就获得巨大声誉,并走向家族事业的顶峰.     

“没奈何”的财富：南宋成纪张氏家族消费考述

南宋时期，某些家族在经济上所达到的富有程度，时人称之为“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崛起于南宋之初的成纪张氏家族，即是这类家族中的代表。该家族起家于号称“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张俊子侄辈人物有张子盖、张子颜、张子正、张子仁等，孙辈人物有张宗元、张宗尹等。自宗字辈以下，“取五行相生为次”，     

兄弟关系定位转向与周代制度建设——基于“兄弟”亲称及亲属制度的考察

兄弟在最初的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具备界别族属的功能,因此被赋予共同应对外部环境和族群竞争的社会期待。随着婚姻与父权的产生,父子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一方面父子相继、长子继承的继嗣方式取代了兄弟相及,另一方面原本族群间的对立竞争关系也转变为宗族间的合作共生关系。在这一亲属制度的变迁中,继嗣与姻亲的社会功能逐渐凌驾血缘之上并产生了兄弟易于不和的结构性因素。另外,兄弟界别族属的功能也转向以扩张性的拟血缘方式打消个体或群体间的界限,其社会期待转变为保持相互间的和睦进而敦亲睦族。周初制度建设对这一变迁作了充分考量,并在缓和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了敦亲睦族的社会功能,由此奠定了礼乐文明对兄弟关系的定位。     

重色家风与梁代的宫体诗

梁武帝本人是一个极好美色的风流皇帝 ,其子女无论从遗传基因还是生活好尚都受到他的重要影响 ,形成独特的重色家风 ,并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又因为梁武帝父子———特别是萧纲萧绎兄弟———在文坛处于领袖地位 ,他们的生活好尚和文学旨趣又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人 ,这是宫体诗形成、兴盛的重要原因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政治行为探析

本文以东晋南朝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子侄的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结合<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及出土文献资料,统计这一历史时期谢氏家族各代成员的官职品住,分析谢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升降;其次分类解析各代谢氏子弟的政治行为,阐释其与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升降互为因果的关系;最后阐释谢氏子弟种种政治行为源于社会形势、家族文化传统及个体性格的影响.     

苏州“贵潘”望族的由来与门祚

苏州城厢潘姓大户，分为二支：一是“贵潘”，一是“富潘”。所谓“富潘”者，就是苏州老城厢大儒巷潘家，族大丁繁，兄弟子侄众多，清末民初有不少人在国华银行、新华信托银行等金融界掌权，富有家资，财力雄厚。而所谓的“贵潘”，即是清代官至军机大臣、太子太傅的潘世恩大学士一脉相传的潘氏子孙后裔。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精神尽在诗——论宗室诗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赵师秀是四灵之首,是江湖诗宗之一,还是宗室文人的代表作家。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取向上体现出一种不讳贫穷的平民精神向度;在艺术追求上主要向晚唐的贾岛、姚合学习,崇尚苦吟与摹拟。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目前考古界一些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是难于理解的,因为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王朝的居民绝不会由一个单纯的族系组成。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汉武杂“方”与道教渊源

汉武帝毕生热衷于求仙和鬼神之祀,方士们因此进献了大量的“方”。这些“方”可分为长生方、接神方、杂祀方、巫方四类,尽管它们尚无系统的理论指导,实践行为也荒诞芜杂,但后世道教修行的主要方式都已出现,这些“方”是后来道教实践部分的渊源。     

朱熹对理学家山水诗的批判和继承

朱熹的山水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是抒怀言志的方式,也是体道味理的工具。朱熹在山水诗的创作方面,对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文学思想持较客观的批判继承态度,并努力“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山水诗歌。     

商族起源考

商族在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前,不断迁徙,游移不定,是一个常常迁徙的民族。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加上后世地名变化很大,商族起源于何地一直为难解之谜。千百年来,专家学者们作了大量的考证,得出了商族起源于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辽河流域说、燕山地区说、山西说等各种各样的结论。结合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商族起源于东方说最为合理。商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豫东、鲁西南地区,后来一度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不久又迁回豫东、鲁西南地区。在商汤灭夏前,商族以今天的曹县一带为中心,积聚力量,终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     

浅谈布莱克诗歌的表现手法

布莱克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许多诗歌都吸引着读者,他的诗歌的表现手法有许多与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其诗歌的独特的表现手法造就了他的经久不衰的魅力。首先,简单的词汇构筑了朗朗上口的诗句,表达了深邃的思想。其次,他的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更加深了读者对他的诗的理解。再次,重复手法的使用不仅在诗中增加了力量,而且烘托气氛,从而表现出整个社会风貌。还有他的诗歌意象有许多不同的阐释,给读者以无穷的思考。     

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

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室、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理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抗战语境下的人生素绘——丰村小说人物论

丰村小说所呈现出的启蒙精神和文化反思意识正是通过其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实现的.丰村笔下,有在抗战烽火中已经站起来的坚定的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的青年农民形象,有正在荡涤自身劣根性而逐步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形象,还有封建宗法农村孵化出的典型的文化孪生者.同时,丰村还塑造了众多知识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