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主义之再认识——民事与刑事相比较

当事人主义是英美法系诉讼模式的主要特征。其核心在于将当事人置于诉讼的主导地位,法官始终处于消极、中立第三人地位,不主动追究责任,亦不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主动传唤证人、收集证据,其职责仅是严格遵守法律、及时作出判决,在实务上表现为"沉默的法官,争斗的当事人"。当事人主义作为重要的诉讼理念,对民事与形式诉讼模式的构架均有巨大影响,本文以当事人主义为核心,针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进行讨论,试图深入认识当事人主义,将最终目光落在我国诉讼模式上,明确当事人主义对我国诉讼模式的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

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纵贯始终。刑事诉讼的主体在对案件的整个运作程序中，从一开始的对于相关证据的收集、对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对证据最后的适用与否等等的活动都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明标准来展开。由此可以看出，适用何种证明标准对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以及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建立并适用一种合法合理的证明标准成为当下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浅议民诉中的答辩失权制度

民事诉讼的起诉与答辩程序是整个民诉程序的基础性阶段，它是开启民事诉讼的钥匙。但是在我国，被告的答辩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理论界的研究也很匮乏，这与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被告答辩的缺失导致了举证失权制度虚有其表，当事人双方的争点难以明确，诉讼突袭的情形屡见不鲜，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司法资源。鉴于此，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在借鉴两大法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建立答辩失权制度。笔者也提出了一些设想。     

浅谈对交叉询问规则的借鉴——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庭审时对证人的一种询问方法，是当事人推进主义与对抗制庭审方式的典型，蕴合并体现着荚美法系的文化渊源和法治理念，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纠问制庭审方式本应大相径庭。然而，在平等、公正的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两大法系间各取所需、取长补短的情形日益多见，交又询问规则眼下已经成为两大法系保障刑事被告质证权和发现案件事实的重要装置。本文通过比较法研究，对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立法、实务中对交叉询问规则的借鉴进行介绍与分析。     

浅新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制度中一项基本制度，它的产生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法官释明权的含义、由来、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基本原则和必要限度以及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关系作了简要阐述。     

小议我国地役权登记对抗主文的合理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章第158条和169条的规定，我国地役权的登记采取对抗主义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应属无疑。在物权法宣称的不动产登记要件主义的原则下，异军突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役权适用登记对抗主义，其以所涉客体范围的广泛性，为登记要件主义原则设置了一个不小的例外，更成为从立法者、司法者到学者乃至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从立法伊始直至今日，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地役权登记主义例外的批判声不绝于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学界的一片反对声中，我国物权法最终依然选择了对地役权登记适用对抗主义。究竟何者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结论的得出应当建立在认真分析各方主张理由的基础上。     

浅谈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存在问题的看法及认识--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修订为契机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即关系到收集、保留证据的惩罚犯罪需要，又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需要。作为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我国现行立法对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主要停留在惩罚犯罪的需要层面，在其适用的审查机制、适用的对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应当结合现行刑诉法的修订契机，更多的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为改革方向，引入程序性裁判等理念，对现行强制措施的进行变革。     

浅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其根源在于民法中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就同一行为约束时存在着冲突规范。各国对两种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包括禁止竞合模式、允许竞合模式和有限制选择诉讼模式等。我国立法确认了民事主体在责任竞合时的自由选择权,但当事人选择主张相应请求权也需注意具体的适用条件。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学习辅导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包含了我国的两大诉讼制度，简明、全面地阐述了我国刑事、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规定。要通过司法实例与理论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重点把握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管辖、司法机关、诉讼参与人、诉讼证据、诉讼保障措施、期间、送达以及刑事、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等内容，从而增强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的诉讼意识，强化人们依诉讼法办事的能力。 二、重点问题解答 １．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各自的特征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刑事诉讼是由法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的…     

浅析我国民事程序选择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诉讼观念也随之改变，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赋于当事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是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体现，也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益。本文从对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正当性研究出发，审视我国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立法现状及其在实践中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及其他地区相关立法，对完善民事程序选择权提出的构思。     

论司法认知的概念与特征

司法认知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的一项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证明规则,但是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在大陆法系也存在。不同于英美法系认为司法认知是一种证据形式,大陆法系将司法认知作为法官职权行为中的一种。两大法系中的司法认知制度在性质、认知对象、认知范围、认知效果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群体诉讼日益增多，群体纠纷除了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外，往往还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发挥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作用迫在眉睫，但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从立法的初衷、司法实务的适用对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     

论我国应当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既涉及行政争议又涉及民事争议的案件,本文从当事人和法院两方利益出发,通过分析两种争议的内在联系及诉讼效率原则,主张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对该诉讼模式的适用范围和程序规则进行探讨。     

浅析民事公益诉讼模式

随着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增设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后，涉及“污染环境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日益得到关注。但是，由于我国法律规范较晚、理论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民事公益诉讼的时效性尚未完全发挥。本文拟通过对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现有诉讼模式进行评析并对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提出一点设想。     

论物权登记规则

《物权法》单设一章规定物权变动规则,采取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及登记处分要件主义的混合模式,严格区分因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与因事件或事实行为等非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的不同,选择登记要件主义作为一般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基本符合被普遍认可的公示公信原则,登记要件主义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及权利归属的明确、透明起了重要作用,可是登记外的其他公示方式也应得到认可。     

量刑程序对抗制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抉择

针对我国刑事审判中出现的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导致的量刑不公正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10月1日共同签发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下文称《量刑指导意见》），确立了相对主义量刑程序模式，并延续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对抗制模式，同时还确立了量刑裁判的说理制度。对此，笔者认为，由于量刑程序本身的特殊性，盛行于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定罪模式并不适合于我国的量刑程序；而源自大陆法系量刑裁判的说理制度，同样也不能避免量刑不公正的现象。综合各方面因素，职权主义模式更适合于量刑程序。     

刑诉中辩护人与代理人的区别

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两项重要制度,对确保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制度既有相同点,又有较大区别。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相较于辩护制度而言,我国的代理制度还不完善。本文主张应通过建立指定代理、赋予代理人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代理制度,从而更加合理地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浅议检察官的当事人化与其客观义务的对立统一

在对抗主义的诉讼模式中，要求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检察官在诉讼中的地位应当当事人化，以保障双方地位的平等。诚然，在实行对抗制的国家中，许多诉讼制度设计均为保障被告与检察官的平等地位，然而，检察官在趋于当事人化的同时，还必须严格遵循客观公正的诉讼义务，以避免检察官过渡当事人化。检察官只有在恪守客观义务的同时实现当事人化，才能使得控辩双方趋向实质平等，从而达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最佳契合。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平衡论的适用

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类型，与民事和刑事诉讼不同之处在于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不对等。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为了制约行政权力的扩张以及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行政诉讼法律时考虑到这种力量对比的差异，力求制定出减小这种差异的法律法规，能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势均力敌。     

论刑事诉讼中的“情况说明”

证据是刑葶诉讼的基础和核心,也是诉讼实务中最实际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实践中的刑事诉讼往往包含却又不限于这七种形式。“情况说明”是一种广泛运用却又是游离于刑事诉讼法之外的形式之一,对其法律性质以及具体适用都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本文旨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