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以不作为人负有一定作为义务为要件,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的核心,而先行行为是不作为人负有作为义务的来源和根据之一。理论界先行行为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讨,但各种观点一直存在很大分歧。由于缺乏一个有操作性的尺度,造成了司法实践适用的混乱状态。本文以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出发,对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的概念、成立条件、范围等展开探讨,并对我国如何在刑法总则中对先行行为进行规定提出建议。     

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之刑事责任标准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对它们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罪名”标准说和“犯罪行为”标准说。采用不同的标准,是影响他们刑事责任有无的重大问题。     

财产罪法益中的“占有说”之提倡——兼谈非法取得他人犯罪所得赃物的定性

行为人非法获取他人犯罪所得赃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对此应能否认定为相应的财产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困惑,其反映在刑法理论上,则表现为财产罪法益上“本权说”与“占有说”两种不同立场。笔者认为,坚持“占有说”立场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相协调,而且,更能体现刑法对财产所有权及其它本权的保护。     

强迫卖淫罪司法实践若干问题研究

强迫卖淫罪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社会文明进程的罪恶行为。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对强迫卖淫罪规定了严峻刑罚,但是,法律规定的概括性及犯罪形态的多样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强迫卖淫犯罪诸多方面的认识及处理不一,造成了司法的不统一,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利于统一认识,均衡司法。     

“内幕交易罪”基本概念的比较性研究

在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之初,由于监管法律的缺失,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的犯罪行为愈加猖狂。虽然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犯罪化了,并于翌年出台了《证券交易法》对其进行规制,但是,迄今为止很难看出上述规制机能够有效的运作。而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行为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变成了投机者,弱化了市场吸收闲散资金的能力,使证券市场不能够良好的运作。本文根据我国现有的对"内幕交易罪"基本概念的规定,结合美国已经成型的制度规定,站在维护我国金融管理秩序的立场上,完善我国现有的对"内幕交易罪"基本概念的规定。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现阶段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具有重大意义。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该罪的犯罪主体是准确运用该罪名的关键。本文拟就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作简要的分析。     

论刑法中的“聚众”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较大的类罪，刑法总则和分则都对其做了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该类犯罪也很常见，多发，但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在认识上很不统一，存在诸多分歧，笔者认为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聚众犯罪基本问题的把握不清。“聚众”的认定在聚众犯罪基本问题中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从“众”的范围及“聚众”的法律性质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期对达成共识有所帮助。     

关于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探讨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一度,我国刑法对此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仅在2009年3月12日“两高意见”中作了简单规定,尽快在刑法申完善单位自首制度及相关量刑制度,无论从立法角度还是从司法角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着重从单位自首制度确立的依据、单位自首认定及刑罚方面进行论述,希望能对单位自首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特别自首

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我国刑法理论界将自首分为一般自首与特别自首。特别自首是基于一般自首基础上的自首,具有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该注意一般自首与特别自首、准自首的选择与竞合。     

我国反恐对策及其完善探析

本文通过对反恐立法及司法现状的分析，就其应对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等相关措施。从而为我国反恐对策的研究提供思路。     

浅析身份对共同犯罪的定罪影响

共同犯罪是我国常见的比较重要的一种犯罪形式。共同犯罪中的身份问题研究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具有较大的意义。身份是认定某些犯罪或者量刑时必须具备的主体条件。本文结合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司法现状,主要浅析身份对共同犯罪的定罪问题的影响。     

刑法体系解释下“扒窃”行为之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盗窃罪的罪状,将“扒窃”这一行为类型单独入刑,这表明了我国立法者打击“扒窃”犯罪的决心和意志。但修八对于“扒窃”的规定相当简单,两高也尚未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虽然,近来两高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其仅对“扒窃”予以了定义,对其如何具体适用仍未规定。究竟“扒窃”行为是否一律入罪问题给实务界带来了巨大困扰。各地入罪标准不统一,司法实务部门选择性执法的现象频频发生。如何合理地适用“扒窃”行为入刑之规定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对“扒窃”行为的认定进行探究。     

对我国职务犯罪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中并不存在"职务犯罪"这个罪名,它只是与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数个罪名相对应的一类犯罪行为的总称。为何会出现这类犯罪现象?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主要从职务犯罪的概念、现状以及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等方面入手进行相关的论述,同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企业间借款法律效力浅析

企业间借贷行为已是公认的、社会长期存在的、民间经济行为,对其效力的认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认定为无效。但是,应该看到现实的司法理念、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规定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认定企业间借贷行为有效才能够让市场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期待司法解释能够根据相关规定予以明确,以便统一司法尺度。     

理清聚众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关系

我国现行刑法对赌博罪的规定比较简单,给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此,我们需要对问题予以理论和实践的澄清,以便更好地打击赌博犯罪。     

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思考--以死刑改判为研究对象

一直以来，毒品犯罪都是我国重点打击的对象，而将毒品犯罪严刑峻法也是我国始终坚持的目标。我国作为少有的几个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国家，频繁和普遍的适用死刑，也给司法和社会带来一定的困扰，为了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兼顾宽严相济的政策，文章根据《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概括近年来导致毒品犯罪案件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的主要原因。     

秘书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

<正>所谓秘书腐败犯罪,是指党政机关秘书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职位所实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失德失范、违法犯罪的行为。所谓司法控制,是指通过司法程序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打击和惩处犯罪分子,彰显刑罚的威慑力,从而达到预防和遏制犯罪的目的的法律措施。对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组成部分的秘书腐败犯罪,通过司法进行控制是一种有力的手段。但这种手段在我国此种反腐斗争中运用得并不顺畅,效果也不理想,因而有必要加以完善。秘书腐败犯罪的严峻性近年来,在各种职务犯罪中,党政机关秘书和党政领导     

论片面实行犯

片面实行犯是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犯罪问题，是片面共犯的基本类型之一。运用共同犯罪理论来规范该类犯罪现象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行均衡原则，并不违反“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归责原则。     

美国刑法之绑架罪与我国绑架罪的比较——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为例

绑架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各国刑法典中一直是作为重罪进行惩罚。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拜金主义等思想的盛行,绑架犯罪也日益增多。在我国,绑架罪被规定在刑法的第239条,并且《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第239条又进行了法定刑上的完善。但是,由于犯罪手段的多变性等因素的存在,我国对于绑架罪的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试从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关于绑架罪的规定入手,比较我国的绑架罪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的绑架罪,希望能对完善我国绑架罪的有关规定提供帮助。     

犯罪实行行为论

犯罪实行行为是犯罪论中的重要范畴．我国刑法中并未有“犯罪实行行为”概念,而只有“行为”的概念。犯罪实行行为具有对法益侵害性、有意性、相对性、有责性的特点。在犯罪实行行为理论中,社会相当性作为一种对实行行为进行解释和判断的标准,既是应然标准,也是实然标准。作为一种应然标准,社会相当性理论应当被运用到犯罪实行行为的解释和判断上来,不能脱逸社会相当性而从形式上判断行为的刑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