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宣传与教育工作

晋察冀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是促进根据地发展,保证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时期,党对宣传工作特别的重视,根据地成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并根据宣传对象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宣传策略,采用了适时有效的宣传方式,使得宣传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确保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了解党的政策主张,调动了群众参加的抗战积极性。     

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民众动员

<正>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芦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敌后抗日战略基地。它是联结华北与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也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位于太行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联系通道。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8年抗战中对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重要的作用。到抗战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主力部队27万人、民兵71万人、自卫团150万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开始时的2000余人发展到10余万人(不包括划归冀鲁豫区的山东部分)。这一强大的革命队伍成为取得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重要力量。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人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指导,同时紧密结合抗战时期的特殊国情和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政策和法规,开展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与建设,这不仅对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巩固抗战成果,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给新中国的人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权建设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争取民族独立成为抗日根据地及全国人民的首要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民主制度得到了贯彻实施,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不仅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解决民生问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就是:从争取抗战胜利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政治高度看待民生问题;尽可能解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把坚持党的领导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结合起来;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抗日战争时期党改善民生的经验,对当前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简政举措及其成效

精简政权机构是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最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抗日根据地从行政区划、行政机构、脱产人员等方面对政权进行了全面紧缩。其简政政策及实践路径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精简过程虽然比较漫长而痛苦,但经过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最大限度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动员了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为坚持长期抗战乃至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刘金江，臧济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华北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基地和战略一翼，是华北与华中两大根据地的主要枢纽，同时在我党由抗日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中起到了其他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富民政策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抗战，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在根据地大力提倡“吴满有方向”，放开农民致富的手脚，并实行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生产自给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通过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大力支援农业，大大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蓄了雄厚的物质力量。重温党在这一时期所实行的富民政策，对当前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青年军人向学习型军人转变的动力机制

青年军人转变为学习型军人的动力机制,是目前需要社会和军队关注的问题。实现这一转化过程的动力因素,包括社会期望、个人发展需求和平等竞争。必须协调和利用好这三个因素,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动力机制。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麻雀战

麻雀战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武器优势，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麻雀战以阻滞、袭扰和恐吓日军，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游击战争在敌后抗战中具有的战略属性和抗日根据地阻滞袭扰日军、打击日军小股部队的现实需求，是麻雀战在根据地广泛出现的主要原因。麻雀战通过分散武装不断消耗日军，以多点出击的方式迟滞日军，以军民联合作战的方式恐吓日军，对日军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抗日武装对根据地群众进行了常态化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根据地多种类型的武装实现了有效协同，这些因素为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麻雀战准备了基本条件，促进了麻雀战的广泛开展。麻雀战是人民之战、群众之战，具有保护根据地、捍卫群众利益、鼓舞民心、动员民众的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创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模式。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充分行使参与民主政治和共同管理民主政府的权利,而且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为巩固、建设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凯丰宣传思想的形成过程

凯丰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宣传家,他的宣传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发动和组织全国各界人士参与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凯丰同志的宣传思想也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不断地发展、成熟起来的。以时间顺序对凯丰同志宣传思想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具体阐述了其宣传思想在萌芽、发展和成熟等各个时期的主要内容。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现阶段有关抗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文化本体、抗战精神、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区域战时文化、战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战时文艺、战时教育与文化名人、抗战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多个方面。回顾这些成果，有助于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新抗战史观

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大陆抗战史观正在悄然转变中:在强调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民族精神与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赞扬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爱国精神,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抗战,正面认识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这种新抗战史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条件、原因与意义,值得关注。     

张恨水抗战小说中重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张恨水旅居重庆时期,写了大量以重庆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详尽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衣食住行和精神追求等,再现了抗战时期重庆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的艰难。而张恨水这一写作倾向的改变,既与抗战期间重庆的现实环境有关,也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而且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期间向普通人日常生活靠拢这一普遍而重要的转向。     

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中等教育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化中国,恣意破坏中国的文教机关.一时间,中国的中等教育蒙受重创.为保存教育实力,增进抗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勉力应变,建立国立中校制度,督行分区设校,力推职业师范教育,并积极救助由战区退出之教育员生.中国的教育基础不但没有因战事而动摇,反而在某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民族文学视野中的山东抗日文学

抗日文学写作是山东文学的一种传统。在抗战期间,山东就涌现出了一批抗日文学作品。战后的山东抗日文学受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创作成果虽不够丰富多彩,但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新时期山东抗日文学主要的成就,体现在莫言、苗长水和尤凤伟的创作中,他们引领了时代风骚。山东抗日文学的缺失在于尚未创作出抗日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