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古书辨伪工作是顾颉刚先生毕生致力的事业,他的最终目的则是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他并且认识到重建上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只是未及从事相关工作。而时至今日,已出土了大量五帝传说时代的考古资料,通过考古学来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也已有实质性的开展了。     

会议公告

<正>甲骨文是现代汉字的前身,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文研究不仅推动了古文字、商周史研究的进步,也促进了古汉语、古音韵学、古科技史、考古学等学科的构建和前进,促进了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学术范围,她促成了一门国际性学科的诞生和影响人类文明史的构建。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各有特点。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它就以独特的学科特点在历史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古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引发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扩大了研究领域。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它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和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畴,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它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精髓本来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疑”和“思”当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考古学也并非仅是为编史学提供地下材料的工具,而是独立探索的一个领域。从学科范例的变更上来说,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同样应该超越编年学和文献学的窠臼,全面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     

殷商巫术的研究概况

19世纪后半以来,由于全球学术界皆已正视巫术或巫文化在人类史上的意义,故研究成果颇为可观。受其影响,中国地区早期在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的带动之下,在中国古代巫文化方面,亦取得若干成果。晚近一二十年来,巫文化的研究更有日益蓬勃的趋势,成果亦愈加可观。从甲骨文与金文等的材料,以及近年的若干参考数据等,以研究殷商时期的巫术资料为主,进行考察殷商巫术的概况。     

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思考

21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重建,既是文学自我救赎、寻求价值意义和重新确立在社会大系统中位置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重建文化精神价值系统的需要.其直接动因是,一方面,中国乃至于人类共同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文化问题,需要文学更充分地发挥其不同于科学、哲学、宗教、法律等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文学自身同样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面临价值选择的困惑.客观分析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在追寻新的意义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迷失现象及其原因,揭示这些现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系统的渊源,提出21世纪中国文学应在新的基点上进行融通和超越,从观念、学理、实践和制度层面重建21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系统.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18世纪俄国汉学家的中国历史文化观

18世纪是俄国汉学诞生和俄国中国观演变的重要时期。俄国早期汉学家以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为基地,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汉满语言,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们对中国文献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深信不疑,对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充满敬意,对贤明帝王的统御之术和历代名臣的治国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早期俄国的中国知识建构和中国历史文化观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汉学家发挥了独特作用。     

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为例

当代考古学对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禹夏地望在黄河中游之说的论证逻辑,是依据二手文献画出来的"图"去索一手考古遗存呈现的"骥"。因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结果不能成立。此举是用二手史料去牵引和诠释一手证据,颠倒了主证和辅证的关系,违背了史料学的基本原则。上古史的基本历史框架只能从考古和自然等一手史料中重建。二手的文献只有在经过形成过程分析并厘清文献形成背后的立场后,才具有史料价值。透过一手史料的分析亦足以证明,所谓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21世纪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讨要点简介

21世纪中国哲学面对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总体现代化建设,应承担起对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和整个社会理性反思和理性重建之重任。中国哲学界近几年紧紧围绕21世纪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

史前考古学“以文字记载以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与以文献记载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古学相对，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①按照这个概念，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界限，以划在公元前2世纪比较合适。理由是：（1）这个时期，在新疆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即西汉王朝在击败匈奴之后完成了对西域的统治。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汉文史书中关于西域地区历史的记载寥寥无几，而在此之后，汉文史书中便出现了较详细的关于西域历史的记载；（2）目前新疆境内所发现的大量的传卢文木简等早期的古文字材料的年代均限于公元前2世纪…     

史前社会的整合与重构--读《中国远古社会史论》

远古时代,一般是指从人类出现到夏王朝建立以前的漫长时期.因文献中对于这一时期的记载多限于神话传说,故又称传说时代.近年来,随着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各地层出不穷的考古资料为这一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重建中国史前史成为古史研究的重点课题.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为本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便是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第一次联袂于通史撰述中的成功尝试,对于重建真实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这种新材料的使用为历史学开辟了一个完整的领域,但由于考古学极其繁杂的分析方式与晦涩的表述语言,使其很难与其他学科畅快交流,考古学的基础资料也被目为天书.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殷商甲骨文原初史探讨

该文试图从甲骨文、金文的角度,对殷商的原初史料进行解读。近年来在殷墟以外的周原,陆续发现了原初史的甲骨文新资料,这些实证表明:原本落后的周族始祖,并未延续夏族独自发明的特有的文字系统(迄今考古学未能证实其实际存在),而是继承、使用了敌对的殷商王国的文字——甲骨文。20世纪我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古文献学传统的记载中,尧舜禹、夏王朝是"文献学存在"的;然而在考古学的意义上,偃师二里头文化仍不能验证"夏王朝"的"考古学存在"即历史真实存在。今后我们还应坚持强调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原初史提供更多的、合乎科学思维的考古数据,作为进一步研讨的坚实基础。该文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来解读殷商世系和天干十日的考证。     

“甲金文验古学”之一 甲金文验古学·开篇

"原初史"的新观念,是21世纪初越来越引起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观念。20世纪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摆脱神学思维、玄学思维并创导科学思维的典范。然而,"二重证据法"仍有待与时俱进。20世纪我国考古学诞生百年至今,在对"原初史"的阐述和解读中,一直存在着两大话语体系:古文献学传统话语和现代考古学诠释话语。前者以"历代神话传说文献"考证史前、原初史,后者则以"考古学文化"探寻史前、原初史。对于这两者,我们不能采取神学或玄学思维的方法,而力争运用科学思维的方法。该文阐述了一个历史文献学、神话学、心理学、考古学的新概念:"历史的存在"。作为例证,概述了原初观念"图腾"的由来、19-20世纪国外民族学对于"图腾"的各种研讨、20世纪我国对于"图腾"概念的引进以及学术界关于"图腾"观念的论争;又具体论证了"十二生肖"这个两千年来流行于亚洲、东欧、北非直到美洲许多民族的习俗。同时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十二生肖体系"与天文"十二宫体系"的比较研究,是值得深入专研的重大课题。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央地关系模型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现状与趋势

央地关系模型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考古学家尝试通过世界体系理论研究古代社会,并将央地关系模式引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解读政治架构中不同地区间的互动问题。央地关系模型中的中心/边缘二分法,是导致应用中存在效率偏低的症结。引入异质社会和"自下而上"等视角后,央地关系模型得到进一步优化,并且在考古学研究的适用范围得以加强。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运用央地关系模型分析考古学材料,还应根据自身文明发展的特点,适当调整,以求完善。     

美术考古学的命名、性质与研究内容

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艺术学”的分支“美术学”关系比较密切,主要以考古发现的和传世的古代美术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它应称为“美术考古学”,而不应称“艺术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根据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可分为雕塑、佛教造像、画像石与画像砖、绘画、建筑、陶瓷、玉器、铜器、石碑和墓志形制以及其他古代工艺美术等10大类。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利用考古学整理研究资料的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分析研究和艺术的分析研究,其目的在于阐明古代文化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科学规律。     

现实关怀及其问题——对话中国文学理论未来之走向

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感由来已久。这种危机感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释然,反而陡增了更多的迷茫、困惑和焦虑。并且,随着21世纪以来文化形态的变迁、文艺格局的调整以及文学研究的式微,更加使之成为挥之不去的魔影。文学理论研究必须面对文学现实,对文学现实的追问具有多个层面,但其基本指向应是当下的"文学人"所关心的问题。将"文学现实"等同于"社会现实"、"文学现象"和站在"非中国"立场谈论中国的现实,是目前存在的三个误区。尽管我们不能肯定21世纪文学理论的核心话题就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但是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初露端倪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就需要文学研究重建文学与语言与艺术的关系。将之视为文学研究的"血亲";而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作者"和"读者"只是它的"邻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对文学与图像问题的讨论还只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澄清并确立这样的文学观,有助于我们的文学理论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而不至于被眼花缭乱的东西所迷惑,以便真正发现文学需要我们的理论做些什么。     

商务印书馆版考古学译著与中国考古学科的建设（1897—1949）

20世纪初,欧洲近代考古学随着列强派往中国的考察队传入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机构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诞生。在中国考古学诞生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不仅出版中国传统金石学著作,同时翻译出版了欧洲及日本的包括考古学理论、考古方法论、考古成果等的考古学著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