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

如果对西方的现代人权理论作一番历史考察 ,就可以发现现代人权论的哲学基础是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由儒家的德性伦理转化成普遍化的人权伦理经历了八个步骤。以此为基础 ,考察现代西方人权、民主思想之根源与发展 ,就可以确定西方 17— 18世纪的人权思想实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我们论述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 ,离不开儒家人性论、德性论这个起点。据此 ,应重新认识儒家德性伦理之发展动力与人性社会思想 ,并应以全球的眼光来掌握儒家思想丰富的资源 ,同时面对当前人类的处境 ,建立一套具有人性伦理内涵的包括整体伦理、经济伦理、民主伦理、教育伦理和科技伦理在内的现代人权伦理 ,以此解决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社会问题     

儒家的自然主义政治秩序观

把政治置于伦理的语境中思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和优势。政治的伦理评价是现实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伦理的善和正义是政治之善和公正的元规则。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是家庭伦理的推演。以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典型地表明了儒家政治秩序观的自然主义和内在德性伦理特质。儒家政治哲学对现代社会政治与伦理分离的极端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矫正意义。     

《礼记》儒家的身份与情感焦虑

在《礼记》关于儒家伦理关系谱系的论述中,儒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模糊,现实理想的角色是君子,想象的角色是圣人,实际操作中儒家却不得不进行一种和现实政治与伦理境域密切联系的角色选择。这种选择使儒家陷入了身份的焦虑之中。儒家不得不在道德理想和现世伦理间奔突冲撞,承受其内心的情感焦虑。儒家在现实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中的中间人角色,使其在政治伦理实践过程中因身份缺失所导致的内在焦虑是难以实际消除的。     

儒家人伦关系设计的特点与内在矛盾

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的人伦结构关系是中国伦理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在以往的儒家伦理研究中,对五伦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特别的研究,因而很难抓住儒家伦理与中国伦理的特质。实际上,五伦关系是儒家对中国社会整个社会关系的设计,它不仅在一个原点即个体上囊括了全部的人际关系,而且也以伦理的形式概括了血缘、伦理、政治等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在五伦设计中,寄托了儒家的人生理想,人伦理想,社会政治的理想,体现了它的价值取向,同时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儒家德性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的五伦,由孔子开其端,孟子等提出并详细论证,日后便成为儒家伦理乃至整     

伦理的政治化:早期儒家政治文化的理论建构向度

早期儒家进行政治的伦理化构建,他们希望公共生活与政治制度能够如基层社会的生存模式那样运作.同时,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和政治、政权强大影响力,让早期儒家对于从事伦理的政治化方面的理论构想也非常重视.可以说,早期儒家对伦理的政治化所作的理论探索,既受“民之父母”历史传统的影响,又面临政治、政权和自身外王事功理想的双重压力,实际上是早期儒家道德先于政治、政治不离伦理立场在私领域的集中反映.     

《中庸》新诠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以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它所包含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德性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思想,集中展现了儒家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它所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当今人类重建道德心理基础、恢复信赖社群与和谐宇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重视人伦 解构三纲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德性、规范与传统

伦理建设在现代所遭遇的困境表明 ,正确地处理德性与规范 ,以及如何吸收、利用传统的德性资源 ,成为当前伦理理论面对的主要课题。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分野并不代表二者是不可融合的 ,相反 ,合理地解决德性与规范的关系 ,是德性伦理理论的题中之义。为此 ,就必须恰当地正视传统德性伦理所留下的诸多启示 ,积极地利用传统中有益的智性资源 ,从而使传统的生命力真正恢复起来。     

道德人文主义与政治礼治主义

原始儒家站在轴心时代历史的需要上反观理想政治的历史形态,以德和礼剖析现实,解读伦理和政治,在为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混乱格局而做出的政治考虑和为超越世俗社会的不完满而做出的政治应当状态的构想中凸显出道德人文主义和政治礼治主义两大理论特质。     

人性、人格和人文:《贞观政要》官德生成的三重伦理向度

立足于儒家的政治哲学,《贞观政要》之官德以人性、人格和人文三重伦理向度为其形成的内外机制。其中,人性论和人格论构成官德的内在生成机制;由君德决定的人文政治伦理环境形成官德生成的外在动力机制。这一官德生成思想既具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德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共性;鉴于贞观政治之特殊性,又具有实践性与普遍性等特点,从而赋予贞观官德以独特的历史魅力和现实的价值。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儒家伦理对宗法等级结构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探析

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中国漫长的宗法等级结构社会的主导思想,很大原因在于它自身内涵结构、核心概念"仁"和"礼"的内在统一在动态演化中迎合了政治稳定的需要。本文从忠孝人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和德主刑辅等概念入手,剖析了儒家伦理在政治架构、伦理规范、道德修养和德刑嬗变等方面对宗法社会政治稳定所起的作用。     

德性论视阈下的个人品德建设研究

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关注社会道德到关注个人品德,个人品德建设从关注道德规范到关注行为者本身的品质、德性、品德,研究的重点和德性伦理学不谋而合.与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两大规范伦理学理论不同,德性伦理学聚焦行为者本身,重视行为者的品质、品德和实践智慧的养成.全面深入地探讨个人品德建设,需要规范论与德性论以及不同伦理理论范式的对话、互补与会通.     

儒家德性人格学说对权利人格的僭越

儒家德性人格学说对权利人格的僭越郭洪纪周秦以来，儒家创立了一套完整而缜密的德性人格学说。这种源于农业传统的人格观，把德化人生与政治规范巧妙地融为一体，作为儒家思想与小农文明结合的重要标志，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提供重要的伦理纲常的保证。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