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审视

道德与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二者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康德理论模式,提出了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法律。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彼此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理论强调法律之道德性。这些观点,尽管都有偏颇,但毕竟为我们处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场景。     

法的人性假定与法律实现所需的道德支持

法律的调整是以人身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为人性假定,该人性假定忽略了人客观存在的精神性需要,人有时会以经济与人身利益的牺牲为代价追求精神性需要的实现,社会舆论与自我的道德评价关涉行为人归宿与爱以及尊重等精神需要的实现,因而当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相冲突时,人会以承担法律责任为代价,自觉地选择违法,从而使法律无法实现。所以,应将法律的调整与道德的调整相结合,使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统一,以免使道德评价成为法律实现的障碍。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法律与道德调整对象的检视

法律与道德同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但法律与道德各有特定的领域.法律是奢侈品,应该存而不用;道德是日常用品,它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律的作用在于定分止争,道德的作用在于扬善弃恶.法律的功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操作才能实现,道德存在于人的心中.如果法律与道德不分,法律侵犯道德的领地,不仅导致法律与道德界限的消失,而且造就大批道德离异者;而道德不借助法律的权威,也会成为空洞的说教.道德与法律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命题,一直是法学界中诸多学者思考与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道德和法律的内涵入手,论述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和联系,进而探讨了道德和法律冲突在实践层面上的解决。本文是笔者的一个思考,意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探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论“依法治国”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共进、相济、并用的统一关系.在坚持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对于法律有支持作用,道德是法治的基础,对于法治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依法治国,需要坚持法律至上,把法律作为主要手段,也要注意发挥道德的基础性作用,共同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作用.     

我国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的整合

在我国的依法治国过程中 ,法律必须与道德协调发展 ,这就要求法律精神和道德精神必须取得一致。然而由于道德转型相对于精神转型的相对滞后性 ,我国的道德精神与法律精神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了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 ,必须采取措施实现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的整合。     

大义是否一定要灭亲--从包庇罪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永恒的难题,法律的道德性则是人们的一个基本共识.我国<刑法>包庇罪的规定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使之与伦理道德相兼容.     

法哲学体系中道德-法律生态互动的价值资源难题

本文认为 ,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相协调” ,实质是伦理—政治生态 ,尤其是道德—法律生态的问题。必须找到道德与法律的同一体和统一的形上基础 ,这一努力只有在法哲学的体系中才能完成。无论在法哲学的逻辑体系还是历史体系中 ,家庭伦理都在深层次上关联着道德与法律。在法制化的进程中 ,家庭伦理和家庭伦理精神 ,构成道德体系与法律“相协调”的源始性价值资源难题     

论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

要深入研究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内在机制 ,就必须将道德区分为不同的层次 ,进而研究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基本道德与法律在行为模式上较为接近 ,故基本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非基本道德则一般不可以转化为法律 ,但法律可以对基于非基本道德的高尚行为给予奖励、帮助。     

道德法律化的分析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和道德自身的非完满性,但道德和法律毕竟属于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两者在内涵和功能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这使得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只有那些对社会秩序维系至关重要的基本道德才能进入法律的视域,高层次的道德不宜转化为法律。     

法律的道德性:依据及其价值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关于法律的道德蕴涵和伦理价值取向的思考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对法律道德性问题的关注 ,并非是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导向功能范围的“越位” ,它有其历史学的依据和学理上的依据。研究法律的道德性问题 ,对于丰富法哲学理论和伦理学学科建设 ,对于确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再思考

法律与道德在现实和理论上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其作出明确的划分是相当困难的。法理学家们为此作出种种努力,但都不尽如人意。从理论上区分法律与道德的关键在于将道德二分为信仰性道德和规范性道德,并把道德限定在私人信仰的领域,把规范性道德逐步纳入法律的轨道。     

论人的本性及其与法律的关系

自利是人的本性 ,无所谓善恶。自利本性对人类社会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应当以承认人的自利本性为前提 ,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建立在对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的正确评估之上。如何保护和促进自利本能和意识的积极作用 ,防止和遏制其消极作用 ,就成了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的重要任务 ,也是衡量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是否合理的人性标准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类型辨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逻辑上存在包容、无涉和交叉三种可能类型。道德中心论者主张包容说,法律至上论者主张无涉说,事实主义者主张交叉说。包容说过分强调道德上的实质正义,无涉说过分注重法律上的形式正义,片面性显而易见。而交叉说则正确反映了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本体,因此是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科学理论。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

本文聚焦于“道德的法律实践”两种类型即“滞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对妇女自杀的影响。前者将对妇女贞节道德的要求纳入到法律中，具体包含三种机制：法律鼓励妇女贞节道德受到侵犯时选择自杀；法律对妇女的保护与贞节道德联系起来；法律惩罚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妇女因选择受限而趋于自杀。后者则关于法律对妇女超前性别道德的追求，具体包括法律对激进性别平等和离婚的鼓励、道德从法律退出后道德约束力的弱化、法律对权利的强调导致妇女对权利的片面理解。两种类型的实践与具体社会实际存在诸多冲突，都造成妇女自杀，因此，法律对妇女不切合社会实际的道德规定促使妇女趋于自杀。法律实践应根据社会实际以实用的方式调整权利与道德的关系，现代法律尤其要处理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关系。     

道德权利的特点探析

道德和法律是调节人的社会关系、规约人的行为选择的两大基本文化形态和规范体系。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对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界定和维系。其不同点是:道德规范大多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主要依靠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而法律则需要国家的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的强制力量加以维系。因此,与法律权利相比较,道德权利具有以下特点:道德权利的产生具有多元性和自发性、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非对应性、道德权利的实现途径具有多重性、道德权利主体具有自择性等。对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有利于正确理解道德权利的基本特点,进而有利于促进对道德权利及其相关问题的准确把握。     

道德理念的重建与法律的实现--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依法治国必须依靠法律的最终实现来完成,而只有符合社会基本道德的良法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进而推动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在道德失范的情形下,道德就无法对法律的实现给予支持.从中国传统的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必须对我国现实分裂的道德予以重构,强调道德分层化、官德法制化、民德社会化和法德和谐化.惟此,才能推动我国法律的实现.     

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利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法学领域,道德研究很少涉及权利问题.对权利问题的单一性理解及对道德权利的忽视,使我国的道德建设难以跟上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唯有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着眼,凸显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价值蕴含关系,方可在立法实践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加以规范,对新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属性与内容予以合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