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职责思想及其实践

宋美龄抗战时期论述了中国妇女的职责,其核心思想主要有:后方妇女有"进行男子原有工作"的义务;妇女有"救济救护的责任";妇女"也有参战的义务";妇女有对当代史作贡献的义务;妇女求解放必"先能负起责任";知识妇女有"教育大众"的职责;回避抗战责任"要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弃".宋美龄模范带头,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切实践行这些战时职责,主要表现在:组织妇女投身抗战;培训妇女服务抗战;亲赴前线激励抗战;社会募捐支援抗战;努力生产供应战需;救助伤兵慰问伤员;救助难童,保教合一.宋美龄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尽职尽责,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抗战初期，中国儿童大量流离失所，不少沦陷区儿童被日军施以奴化教育，甚至被杀害或劫到日本。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抢救和保护流离失所的儿童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界于1938年3月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在各省设立分会，筹建保育院，积极抢救难童，对难童进行保护和教育。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共抢救和保育难童近3万名，成为战时中国儿童救济事业的重要部分。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试论宋氏兄妹为中国抗战所作的贡献

宋庆龄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伟大功勋.宋霭龄对抗战工作热心,在捐赠和募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主张抗战.宋美龄积极领导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并多次出入于抗战最前线;她访美时所接受的大量捐助,对中国抗战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论宋美龄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致力于抗日战争,是宋美龄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宋美龄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次,组建和领导中国空军;第三,领导各界妇女支援抗战;第四,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她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

作为一个文艺统战组织,“文协”决非普通的文艺团体。本文将“文协”在渝期间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放在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考察,概括出其团结协作的广泛性、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坚持斗争的持久性和组织存在的战时性,旨在揭示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并为新重庆的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性参照。     

抗战视野下新生活运动中的女性角色研究——以妇女指导委员会为考察对象

1936年初,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下设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妇女新生活运动的领导结构。时值内外交困,国民政府对新运女性的定位有着"国家人"和"家庭人"双重角色期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路女界精英加入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妇指会的领导下,广大女性在基层服务、保育难童、生产指导等工作中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扩展职业空间、追逐政治角色等层面也激起相当的波澜。女性角色在社会文化的塑造中形成,作为新生活运动乃至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妇女团体,妇女指导委员会是研究战争文化下女性角色定位、国民意识,以及女性社会参与与角色生成、角色自致之间内在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     

新生活运动新论

宋美龄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和实际推动者,她还使新生活运动打上了基督教色彩和"妇女"印记.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基督教会,这也是新生活运动历经10多年而不衰,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在新生活运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运动的主力.运动对改良社会风俗,推动国民道德建设,提高妇女地位均有积极意义.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使新运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由宋美龄倡导和推动的,被蒋介石赋予过多政治内涵的移风易俗运动.     

抗战时期邓颖超与国统区妇女解决运动

抗战时期 ,邓颖超发扬“五四”争取女权的传统 ,结合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实践 ,为广大妇女争取合法权利和自身解放。她在推动妇女文化普及工作、争取男女平等就业权、改善妇女生存福利条件及争取女子参政权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在邓颖超与广大关心妇女权益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下 ,国统区妇女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民主意识大大增强     

流动的宣传队:儿童剧团与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以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服务于战时教育与社会动员的儿童剧团应运而生,其中以活跃在国统区的上海孩子剧团与远赴东南亚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最具代表性。从儿童剧团的组织到儿童剧场的开拓,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同时伴随着抗战不同阶段情势的变奏,创造出儿童投身民众动员的新局面,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国共政争的隐秘因素、海外华侨的乡土情谊和爱国援助,无不关涉到儿童剧团的生存境遇。儿童演剧与抗战救亡相结合的独特路径,成为理解战时中国儿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维度。     

直把歌场当战场——论田汉抗战时期在戏改方面的贡献

抗战时期 ,为更广泛地团结一切艺术人才宣传抗战 ,田汉一方面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组建抗敌演剧队 ;另一方面 ,他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团结地方戏曲艺人 ,充分发挥戏曲在宣传抗战救亡中的积极作用。他在武汉与洪深一起举办“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从提高地方戏曲艺人的思想觉悟入手 ,积极推动戏曲改革工作。他创作《江汉渔歌》、《夫人城》、《新会缘桥》、《双忠记》、《金钵记》等戏曲剧本 ,以自己的创作实践 ,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 ,同时 ,也为戏曲改革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改革

全国抗战的长期坚持，关键在动员民众，而如何做到有效地民众动员，又牵涉到地方治理的诸般问题。为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时期实行地方政治改革，其主旨在强化地方行政管理，适度扩大政治参与，以强化行政管理为抗战提供地方支撑，以扩大政治参与调动地方士绅和民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但其成效却不彰，其缘由主要在于国民党的组织力薄弱，无法真正在基层深耕细作、动员民众。而且，国民党组织和治理的精英化趋向，在战时背景下，对如何动员并呼应海量的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诉求，显得茫然无措和应对无力，这对因应抗战的全面化乃至战时国民党统治的稳固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延续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以增进妇女文化水平、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改善妇女生活状况为宗旨;以结合妇女实际、贴近妇女生活、满足妇女需求为原则,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妇女教育途径,对边区妇女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中国妇女使命的讨论和宣传——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1930年代,中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硝烟战火中,媒体吹响了救亡图存的号角,在抗战动员宣传中,如何发动广大妇女参与抗战成为一个特殊主题,《东方杂志》专栏就妇女的使命,以及这一主题下妇女应如何开展活动,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持续的探讨,从中可以看出抗战特殊背景下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命题,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挫折与新的愿景.     

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

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一是直接到农村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一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改革以激励农民奋起,这在1939年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意义,他们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增进了对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等多重作用。农村动员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时期邓颖超与国统区妇女解放运动

抗战时期,邓颖超发扬"五四"争取女权的传统,结合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实践,为广大妇女争取合法权利和自身解放.她在推动妇女文化普及工作、争取男女平等就业权、改善妇女生存福利条件及争取女子参政权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在邓颖超与广大关心妇女权益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国统区妇女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民主意识大大增强.     

民团体制与抗战时期广西的军事动员

抗战时期,就军事力量动员的规模和效率来说,广西在全国首屈一指。新桂系当局之所以在军事动员方面较为成功,在于广西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民团体制,这一体制适应了抗战动员的需要。民团体制不仅为正规军队提供了质量兼优的兵员,也在大后方储备了可资利用的准武装力量,同时还保证了战时连续军事动员的顺利进行。广西民团体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值得肯定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