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河洲话的产生基础

河州是甘肃临夏的旧称，它以现在的临夏为中心，包括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撤拉族自治县、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地区。河州话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和回族所说的二种汉语方言，也是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互交际的工具。河州话被划入汉语北部方言的西北次方言，但它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它与汉语普通话不仅在语音和词汇上有差异，更突出的是表现在语法方面。本文拟通过对河州地区回族历史来源的分析，以及河州话和阿尔泰语的对比，就河州话的产生进行一些分析。河州话是河州…     

大夏河畔的回族之乡

大夏河畔的回族之乡——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是著名的西北民歌“花儿”的故乡。临夏,山河多姿,景色秀丽。境内山岭重叠,河流纵横,积石山巍巍,为西部屏障;太子山嵯峨,是临夏的骄傲。从积石峡的天池、黄河岸的炳灵寺石窟、临夏市西郊的红园、大夏河畔的南龙山到和政县的滴珠崖、松鸣岩至康乐县的蜂窝寺、莲花山,形成了一个半园环     

相约花儿临夏 共享团结盛会 甘肃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功举办

牡丹花开庆盛会,民族团结展新颜。5月16日至20日,由甘肃省民委、甘肃省体育局主办,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承办的甘肃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临夏州举办。本届运动会以“相约花儿临夏共享团结盛会”为主题,来自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和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共17个代表团的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为历届甘肃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赛期最长的一届。     

回汉民族关系的边界表达──以甘肃省临夏市为例

从伊斯兰教传入临夏开始,临夏市区逐渐形成了以城墙为分界的"汉城回关"的居住格局。与其他地区相比,临夏的回族和汉族人口比例相当,同时临夏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的重镇之一。因此,从"城墙"着手分析临夏当地回族和汉族人民日常的接触和相处可以看到临夏当地回汉民族关系的特点。     

牙含章花儿著述校稿——花儿再序

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51页、178页上的内容提示，及牙含章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初版《花儿集》扉页、第89页、90页、113页、120页、148页、151页、178页、181页、199页上的批注及标示，对牙含章先生的原著进行了校勘复原。对《花儿再序》一文，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有数处提示，牙含章先生也有明确批注；《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原文录入，这两部分内容很清楚，校勘原稿时容易确定。关于牙含章先生寄给张亚雄先生的100多首花儿，按照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点明的：“冀达斋主所录花儿，略以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野花儿分别次第”的提示进行复原。其中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5部分，有72首，加牙含章先生标示的“杏花二月天”10首，合计82首。这部分是清楚的。就是《野花儿》部分，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只是点了题目，没有指示具体内容。只能推测复原。根据牙含章先生“河州花儿多为男女对唱”的主张，以及《花儿集》下编花儿选中的“雄花和雌花”下“所录各首虽非对唱，但分写起来，可见风格”的括注，这部分男唱的14首、女唱的5首共19首，似为牙含章先生所搜集整理。另外，描写牙含章先生故乡和政太子山及河州一带的花儿18首疑为牙含章先生提供。这两部分合计37首。如此，明确的82首加上推测的37首。总数119首，约合张亚雄先生“冀达斋主白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之数。以上考证，详见拙文《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载于《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现将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整理研究方面的三部分著述的校勘稿发表于后。由于查阅有关史料的困难，复原稿一定存在误差。敬请方家教正。     

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

花儿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地理生态、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等传承语境,正是在如此传承语境下,形成了花儿的文化形态,如独特的基本类型、歌词格律、曲式结构和思想内容.花儿在明代生成之后,就是以这样的文化形态不断传承,而且基本上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承发展.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尊重民间文化以及文化教育普及、现代媒体变化等新语境中,花儿的传承出现了书面传承形式,著名花儿歌手纷纷登上精英文化平台,出现次生态花儿,花儿传播空间日趋广阔且多样化.因此,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现代化的未来,花儿这种民间文化仍然将传承繁荣下去.     

试论安多藏语与河湟花儿的内在联系

早在本世纪40年代，花儿研究的先驱者张亚雄先生已注意到“所谓‘花儿’者实际上等于汉语的蒙藏歌，是接近蒙藏的部落所开创，仿蒙蔽的音节，制汉语山歌①。”（引文中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他从曲调旋律的风格以及歌词音节的角度指出花儿受了藏族民歌的影响。近20年来，花儿研究者们也已注意到诸如花儿的句式结构等“或许也同藏族民歌有什么渊源关系吧②？”“比如，藏族、回族的音乐和语言对花儿的影响恐怕是不能否认的③”问题。但是，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尚未深入研究这“渊源关系”以及花儿受藏族民歌、语言的影响问题。…     

临夏：回首“民营”路

临夏：回首“民营”路鲁显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以商贸繁荣而闻名。近几年，临夏以开放市场、搞活流通为突破口，放手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制等民营经济，成效非凡。临夏人多地少...     

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

牙含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他在以上这几个领域所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在国内外理论界享有盛誉，是大家所熟知的，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经进行过花儿的搜集整理，并开创了花儿的理论性研究，他从花儿的丰富的文学内容和绚丽的音乐形象两个方面，对花儿渊源、流派、格律、语言结构、音乐特征、演唱形式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对临夏人口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临夏人多地少,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严重。本文对临夏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试图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     

试析临夏回族文化

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临夏．其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临夏回族的文化,可以较深入地了解回族的生活状况、思想状况和社会状况。     

回族“经堂语”的特殊语言现象(一)——“上”和“打”

经堂语是一种宗教场所的特殊用语。指的是明清时期,经师们用当时的汉语("蒙式汉语")翻译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变体。其面貌特征、性质、形成过程与历史上的"汉儿言语",今天的临夏话、西宁话等西北民族地区接触方言十分相近。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经堂语的译文风格与元、明时期直译体译文风格接近,存在元白话里的"格"标记成分:如方位名词"上"是"位格""宾格"等标记形式,介词"打(达)"是离格标记形式等现象,属于蒙古语等语言的"格"范畴。我们认为这是蒙古语在经堂语里的干扰特征。     

花儿会:二元结构下的特定时空--试作花儿会上回族群众的角色转换的分析

回族群众在花儿会上,不同于日常世俗生活的表现说明,花儿会是回族社会生活中二元结构下的特定时空。在这个特定时空里,回族群众完成了角色转换,以弥合现实生活和精神心理上的矛盾。     

浅析临夏经济发展缓慢的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临夏各族人民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抢抓机遇，艰苦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5年全州完成生产总值56．23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8．28倍，在“十五”期间年均增长11％，其它各项主要指标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与兄弟市（州）横向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落后的严峻现实，必须实事求是地审视临夏的发展状况，从全省看临夏，从全国30个自治州看临夏，对临夏所处的位置作出正确的判断，找准差距，分析原因，扬长避短，加快发展，争取用较短的时间缩小差距，提升位次。     

花儿花儿

花儿花儿文／屈文摄影／胡宪国赵文广张学会“花儿”悠扬、牵心动肠的旋律千百年来成为中国西北汉族、回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藏族等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花儿”还跨越国界，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花儿”文化跨时空谈花儿...     

基于问题意识的"花儿"语言研究

梳理花儿语言研究的成果发现,多数花儿采录者和研究者不谙方言,往往把一些字写错、音注错、义释错,有碍于对花儿思想内容的理解,有损对花儿情趣的体味。部分学者分析花儿押韵及格律时,存在术语不专业或不严谨;研究不充分却妄下断语;不熟悉方言,分析错误或举例不当;用汉语拼音标识,不利于花儿传播等现象。此外,学者对风搅雪花儿和花儿语言民俗等问题的研究仍嫌不够。花儿语言研究依旧任重道远。     

“非遗”保护下花儿表演的实践调研——以第三届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为例

花儿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事项,它引起的社会群体联动效应日益彰显,尤其在当下"非遗"保护的大旗下,花儿会的作用为社会广泛关注,但是,花儿会生态的急剧变化已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本文以2012年6月青海大通举办的第三届老爷山花儿会为例,从政府作为、花儿生态的篡改、歌手和听众的关系、花儿群体的萎缩等方面,论述了"非遗"保护下花儿表演在当下的存活现状以及保护措施。     

论苏平“花儿”演唱的艺术特征

<正>1942年,青海省化隆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皇后",天生就有一副"蓝宝石"般的好嗓子——她就是"花儿皇后"苏平。幼年时,她就在"花儿"优美的旋律中接受民间音乐的熏陶。苏平说:"花儿是我的灵魂。花儿会是传统的,是去祭祀、祭庙,求神拜佛的聚会。回汉人家一堆堆、一片片在花儿堆里唱花儿,撒拉人漫少年,藏族人唱拉伊。我经常到青海沟里、洼里,再小的舞台都去。我热爱花儿演     

也谈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

“花儿”,是对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类汉语民歌的统称。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间交往的不断发展,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柯先生在他的《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详见《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中,从花儿的产生、音调、语法结构、词汇、比兴手法等方面论述了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花儿的流行地区和民族等。然而拜读全文,觉得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现述拙见,恳请指正。     

论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

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从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其得失.纵观花儿学的研究史和接受史,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的研究贡献甚大,促进了花儿学的繁荣和学科体系的成熟.赵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五:1.提升了花儿学研究的高度,确立了花儿学研究的体例;2.确定了花儿起源的时代及传唱的民族；3.拓宽了花儿研究的领域,构建了花儿学的学科体系；4.丰富了花儿学研究的史料；5.指出了学界抢救和保护花儿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