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略论科举在唐代六部侍郎选举中的作用

唐代六部侍郎是地位仅次于尚书的高级官员 ,实际掌握六部大权 ,在唐代官僚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六部侍郎中科举出身者在唐代前、中、后三个时期所占比例出现逐渐增长现象 ,说明科举已成为唐代政治人才的主要发迹之途 ,其原因不但与科举自身的先进性有关 ,亦与士人围绕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有相当关系。     

明清科举制度对人的摧残

中华民族曾是世界上文明最发达的民族之一,孕育出了李白、杜甫一代文豪,产生过张衡、祖冲之大科学家群体.至明清之际,有用人才竟已寥若晨星.推其原故,则同明清科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一科举取士,始于隋唐.从而取代了以前人才的举荐制度,这对冲破阀士族垄断官位的陈规而言,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也不能不看到,唐太宗的那句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壳中”,又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科举制度与生偕来的弊端.它诱使知识分子埋首窗下,“十年练赋,皓首一经”,汲汲于科举功     

八旗蒙古科举初探

清代,满族统治者建立了清王朝,它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也获得了高于其它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地位体现在八旗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地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较多的优待即是其中之一。 八旗蒙古的科举史既是清史和蒙古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科举制度史上独具特色的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论及清史或蒙古史时对这一问题每有涉及,但集中的研究尚未见到。本文拟就对“八旗蒙古与清代文科考试”这一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四库全书》与科举文献

自随唐设立科举制度以后,开科举士一直成为历代选拔人才以及士人进身的主要途径。历代与科举有关的典籍文献汗牛充栋,不可以数计,在中华典籍中占有较大的比例,由国家组织编集的荟萃中华文化典籍的《四库全书》对之必然有所反映,从《四库全书》如何对待科举文献,也可见官方权威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标准,对于进一步研究科举制度,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论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

<正>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件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时报》曾满怀希望地指出:“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薄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前贤学人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予以评说,但或失之偏颇,或语焉不详,笔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角度,考察废科举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废科举所产生的社会冲击与社会震荡,从而将这一事件纳入社会变迁的轨迹,确定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部伟大的以公心讽世之书——《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重探

《儒林外史》这部书,早就有人认为其思想价值主要在于讽刺儒林热衷功名富贵,反对科举制度。当年胡适也把反对科举,视为“全书的主旨”。①这种看法对吗?本文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一 不错,鲁迅也说过,《儒林外史》的“机锋所向,尤在士林”。②但是鲁迅首先强调的,是作者“秉持公心,指擿时弊”。③《儒林外交》以儒林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科举问题为主要题材内容,并不等于它的“主旨”就只是反对科举制度。《儒林外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揭示了科举制度本身的荒谬至极,更重要的是以此引导人们认识造成这个弊病的那个腐朽黑暗的历史时代。如果只限于“反科举制度”,而看不到“更重要”的一点,就很难算得上真正懂得了它的“伟大”。鲁迅说过:“《儒林外史》作者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唐代科举制度的意义及流弊

<正> 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初创于隋而完善于唐。它是适应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唐代科举对唐朝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为其培养和选拔了大批有用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巩固了唐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同时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和兴盛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以及科举制度本身发展的不完善性,唐代科举也产生了种种流弊。本文拟对唐代科举的意义及其流弊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王毅:2005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和科举时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1957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     

为状元歌唱 为科举正名——读《中国状元大典》

年青时读《儒林外史》 ,其嘲笑、讽剌士林之种种丑态 ,自然使人联想到科举制度的腐败和种种弊端 ;再读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 ,更对历史上以“八股”文开科举士的科举制度 ,摇首否定。虽然对“状元”一词 ,由于其意义延伸得以广泛应用 ,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者的代名词 ,还有好感。但对历史上开科举士的状元公们 ,则多认为是五谷不分、手无搏鸡之力的书呆子 ;对科举制度也认为是封建社会桎梏知识分子的枷锁 ,很难肯定。读了《中国状元大典》（毛佩琦教授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深受启发 ,思想豁然开朗 ,原来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     

唐代安徽进士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当时科举科目众多,但最被人们看重的是进士一门。时人把考中的进士誉为“白衣卿相”、“一品白衫”,又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焚香礼进士,设幕待明经”之语,足见登科进士的地位之高。安徽在唐代考取进士科的情况如何?过去鲜见论述,实为安徽教育史上的一个空白。现仅依据有关资料,拟分淮北、淮南、皖南三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需家对科举的批评与科举存在的因由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取士制度,但是它与儒家传统的以德取人的原则却有着尖锐的矛盾.为此,历代儒家对它都有尖锐的批评,并设想以荐举取代科举.然而科举并不因此而被废止,在隋唐以后沿用了一千三百年.本文探讨了其中的原因,认为科举虽然有轻忽德行的弊病,但它却有荐举制所没有的社会公平性.深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许多历史的启迪.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科举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存在了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海内外科举研究的广泛开展,“科举学”已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中,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特别丰富,已出版的各类著作就不下10本,要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最近,宋元强     

武举制度与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探微

中国历代科举制度是社会对其成员资格的认定与要求。昭示出社会所需人才的标准,对士人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甚至体育、社会心理等。武举作为科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也必然影响到我国古代体育的发展态势。     

谈休宁状元博物馆藏乾隆御赐“福”字及相关史料

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创立于隋代,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明确谕令停止科举,推行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得到逐步完善,“重文轻武”并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在徽州,宋以后儒学的兴盛,使的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发达,徽州科举入仕蔚然成风,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徽州在明清两代进士近千人,历代状元有24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