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与“黑色系列”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 2 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黑色系列”是指上世纪末以来 ,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出现的一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并加以批判与反思的文艺作品。从“红色经典”到“黑色系列” ,我国的主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 ,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 ,又在思想与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开拓、创新。“红色经典”作品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而忽视了其审美性 ,而新时期文学的“黑色系列”力戒阶级至上的弊端 ,在表现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和人的情感心理的无比丰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小说《林海雪原》影视化研究

本文凭借第一手档案,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红色经典小说影视化的过程,由此探讨共和国文艺体制的某些基本特点及其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是受众超过话剧与电视的“大众传媒”,其生产过程最重要的艺术与技术把关来自于电影厂领导部门的“自我审查”,电影剧本依赖于文人改编者的力量,而电影观众的反映则多有歧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成为受众最广的大众传媒,而由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观众定位不准,不能满足老观众从老电影带来的期待视野,又不能对新观众构成足够的吸引力。     

《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左转”,“以俄为师”加快了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文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致。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吸收左翼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左翼文学的自由性、松散性,确立工农兵文学的主导地位。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文化传承、审美认同与叙事建构——论文学艺术与现代传播媒介的关系

文学艺术与信息传播是源头与支流的关系,现代传播是文学发展与进化的自然结果,传播媒介的内容、类型、形式、写作方法与文学创作关系紧密.文学艺术与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人类选择的完善人格、愉悦身心的方式,现代媒介的信息传播多是通过文学叙事方法和修辞手段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兴起在价值观念、审美情感诉求上具有一致性,与民族国家的本土性、民族性及族群发展紧密相关,是一个国家民族特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

《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方法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可以细分为诠释的方法和转换的方法两个部分。诠释的方法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例,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的经典诠释方法:一方面侧重语言性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训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内涵的把握;另一方面侧重对诠释者的"历史性"的分析,把握诠释者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下的诠释言论的具体意义。转换的方法,则借助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具体的"策略性框架",首先在认识论上要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从而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和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互惠互动。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而且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典文学也正是在这时迈开了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步伐。从倡导现代民主政体到新民、觉民,再到抬高小说地位的一系列行为,都显示出晚清文学运动与辛亥革命相互激荡,相互映衬的特点。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转折意义值得重视。     

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的演进及其影响

作为传播戏剧的重要载体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期刊见证了抗战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抗战戏剧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在分布时段、编辑、作者、刊物的审美取向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演进特点。可以说,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是同期全国戏剧发展演变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天道人性显于语言——《圣经》与《论语》语言观的对比

语言的一些基本观念,如语言功能、语言符号所指、语言来源、语言和人的思维关系及人的语言能力等涉及语言学共相的问题,在《论语》与《圣经》中表述各有不同。两者皆认识到语言交际的约束性、规范性和语言“言难尽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但共识中又有不同。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可使人们从本体论上加深对人的存在价值及意义的认识,从其不同的语言观认识不同的民族精神和不同的世界观。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