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院始置于何时?——《辞海》订补一则

《辞海》文思院条:释文思院为“宋代官府手工工场之一。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置,属少府监,南宋时,并少府监入文思院,其职务,据《宋史·职官志》:‘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     

酒兴与文思考略——辛卯春月亳州读史

作者在亳州读史,以酒兴与文思为写作缘起,引经据典,对中国古代酒文化尤其是酒与经济、酒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审视和考查。     

名士巧对（三则）

休宁五城有位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姓金名楼字翔龙，他文思过人，对仗工整，常常有人将一些难对的上联请教于他。有副拆字对，上联是：     

巡院与唐宋地方政体的转化

<正> 一巡院又称分巡院、盐院,是唐中叶以后盐铁、度支使辖下的地方盐政机构。初设于乾元初年第五琦变盐法时,至刘晏继为盐铁使,“每道置巡院”,在唐中央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地区普遍设置了这一机构。各地巡院直属盐铁、度支使,史称刘晏对所属院官“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职以能进,秩由课迁”,形成了“其属官虽居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的局面,从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盐政管理体系。这与当时中央王朝对地方统治的日渐衰驰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唐中央为维持其统治空间,便越来越借重于巡院,使其职掌不断扩大,开北宋各路转运使之先河,促成了唐宋地方政体的转化。巡院关于盐政的职掌不过3项,即食盐的榷     

北宋编修院初探

北宋编修院是封建皇权为进一步控制修史而设置的修史机构,隶属于门下省,其主要职能是掌修国史、实录、会要和日历,也兼有奉诏审阅和校正其他书籍、检索故事、为政府提供行政咨询的职能.编修院的设立时间应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编修院作为独立于史馆之外的修史机构,其所属官员挂史馆职衔,其主要职责也仅是纂修日历.而国史、实录和会要等书修纂,皆为临时命官置局,史毕即散.     

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中央机构——总制院与功德使司

<正>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建元中统,“以国朝之威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威一代王法.”①与此同时,尊吐蕃高僧八思巴(hphags-pa)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②始于吐蕃全面建制施政.其先后在中央设置的管理机构有总制院、功德使司和宣政院.本文拟就总制院与功德使司的有关情况予以讨论.关于宣政院,将另文探讨.(一)总制院总制院之名不见于前代史籍.《旧唐书》卷43职官二记,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武官选择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官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或取此义也.兹分论如下:一、总制院的建立背景《元史》记“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之经以国师.”是总制院建立于至元元年(1264).它建立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1、适应对吐蕃地方统治的需要.1239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皇子阔端派大将道尔达(rDo-rta,或Dor—tog)进兵乌思藏,沉重打击了各地势力,为乌思藏地方归附蒙古奠定了基础.1244年道尔达再入吐蕃,奉命召请萨斯迦班第达(sa-skya pandita kun-dgah rgyal-mtshan,省称萨班,sa-pan,1182—1215).1247年萨班与阔端议定乌思藏归附蒙古条件,乌思藏正式置于大蒙古国治下.蒙古统治者许吐?     

辽代大林牙院探讨

大林牙院初设于辽太祖时期,当时还设有文班司.文班司与创制契丹文字有关,是早于大林牙院而设的机构,两者的关系值得注意.“制契丹大字”与“制契丹国字”在含义和意义方面都有区别.辽代在北面官系统中广泛设置林牙,当与“以国制治契丹”有关.辽代铨选林牙的条件与出身于契丹文化世家及文化水平等有关.大林牙院是一个把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作为主要工作的部门.辽代的林牙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     

近代中国的盲入特殊教育——以广州明心瞽目院为例

明心瞽目院是华南地区建立最早、成效最为卓著的盲人学校,其在课程设置和学生就业方面注重社会和盲生的实际需要,注重与普通教育的衔接。同时,经费的保障与师资的稳定也使其取得了其他同类学校所不可比拟的成绩。这也使明心瞽目院在促进近代中国盲人特殊教育和培养盲人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初耶稣会士笔下的东方帝都——以《中国新志》为中心

明末清初来华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 es,1609-1677)的代表作《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是西方早期汉学名著,其重要特点是对当时的北京城进行了非常详实的介绍和描述.《中国新志》所提供的视角,多有中国史料不具备的内容和角度,颇有特色,不仅留下了当时西方人观察北京的亲历经验,成为当时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而且为考察明末清初的北京形象提供了在中文文献中不易见到的另一面,是研究北京史和北京地方志以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宋代御书院制度考

宋代书法史上曾设置过一个专门的御用书法机构——御书院。它隶属于翰林院，是皇帝学习书法、从事书法活动及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场所，堪称皇家“书法学院”，萃集了一批善书的书法官吏。御书院从宋太宗始设到高宗罢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宋代书法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却一直被治宋代书法史者所忽略。从制度层面对御书院设置的时间、位置、变迁、机构职能、人员选拔及出职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以期对这一重要的书法史问题有新的认识，并补书史之阙。     

《古文苑》与《续古文苑》评析

《续古文苑》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南宋王厚之编纂的诗文选本《古文苑》所做的续本。从选编的标准看,二书都是辑佚之作,辑录的都是《文选》集外、史传不载之诗文,编纂时都坚持儒家思想,并有意挑选各时代的诗文精品。从编选体例看,二者均始于文,终于诔,均比较重视箴、铭、碑、颂等文体,但孙星衍在沿用《古文苑》之体例外,还兼用《文选》的体例,故《续古文苑》体例远比《古文苑》精善;从编者身份看,二人都是江浙人,同为进士出身,都曾在馆阁任过职,又都好古博物,性嗜聚书,尤喜金石刻辞,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从编纂质量看,《续古文苑》在编纂、校勘上更加精良,而《古文苑》有章樵注释,却是《续古文苑》不能相比之处。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     

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一个文学接受史现象的个案分析

从风行天下到默默无闻,元白文的历史评价经历了很大的变迁.这种变迁从接受背景来看,与文章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体现了文学思潮的变化.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元白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后来散文史上被冷落的命运.通过对元白文历史评价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学史的重要环节是如何被遮蔽.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元《至元杂令》发覆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元《至元杂令》不是完整地录自当时法典中的《杂令》篇目,而是杂抄元至元前期在行的各种法令、制度而成。因此不能将其视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其编撰刊行时间,当在前元至元十二年至十四年(1275—1277)之间,是书商商业运作的产物。《至元杂令》明显地烙有金朝法律的印迹,它的编撰刊行,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     

袁宏道与八股文

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的举业文体,袁宏道是一个性灵诗人,他虽然不是八股文大家,然而他与八股文的关系却也值得我们研究。以往常常是从袁宏道诗文理论的角度来谈及他对八股文的称许,而缺乏将这一理论问题还原到万历时的历史语境中,从而更清晰地了解袁宏道对八股文的态度。本文拟就这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袁宏道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对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法律思考

根据《法国民法典》的规定，青铜兽首的持有人不能取得所有权，所以，佳士得的拍卖行为属于违法。诉讼时效不适用于物权，所以对兽首的追索即无所谓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不仅有国际法依据，而且有国内法根据。建议我国明确文物诉讼的主体资格，强化文物所有权归属的立法。     

对闻一多研究的建议和期待

本文认为培养闻一多研究青年学者是当前急迫的任务,其中尤其需要培育良好的学风;提高闻一多研究水平,基础是把握历史真实,不应孤立地研究闻一多;闻一多学术成果的再研究是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闻一多新诗及诗学研究还有空间可以开拓;应该加强闻一多及其作品的普及与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