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化与制度精神——由《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引申的几点思考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是近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基于中国经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理论化尝试。研究者以理想型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多重概念框架,力图呈现和解释作为总体现象的乡镇企业的多维面相和总体意义,揭示其展现出来的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这项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研究视角、概念框架与经验问题的相互作用的方法论取向,不仅体现了研究者所提出的“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张,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化颇具意义。尽管该研究在总体概念框架的论述和对乡镇企业的制度精神的阐发等方面尚显不够,但依然体现了运用适当的经典社会科学概念解释中国经验问题的可能性及其有效性。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感悖论”:短时期内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水平与幸福感都正向相关,而在长期背景下,经济增长并不会显著提高整体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横跨十年的全国代表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了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研究发现,虽然在短时期内,无论是家庭人均收入还是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都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内(2003-2013),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探讨,大多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其议题亦无涉居民切身利益,无法为“强势国家”提供有力佐证。本研究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观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查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居民仅被动配合,自发参与度极其有限。在具体策略上,国家一方面透过主流媒体的调控,掌握“议题建构”渠道;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的配合,节制“社会参与”渠道,从而在因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中国的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与现状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中,乡村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仍占固定资产总值的较大份额,但这一比重近年来正逐步降低.从数量上看,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乡村集体企业以外的村以下办企业的迅速增长.近年来,以推行股份合作制、组建企业集团、企业兼并、租赁、拍卖等形式进行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拓宽与深入,使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但也引发企业转制的成本由谁负担、集体资产出售后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如何经营管理、乡村集体企业转制后怎样解决企业社区性削弱等问题.乡镇企业的定义、作用以及作为一种特定的农村企业组织形式而存在的意义也受到了质疑.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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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M.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