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信息沟通对转基因食品公众态度的影响研究

根据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信息学习法,对信息性质(单面信息或双面信息)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性质对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显著,但不同信息性质的影响不同;肯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积极,否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消极;否定信息对公众态度影响效果比肯定信息更加显著,双面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于消极。基于此,提出构建转基因生物风险信息沟通平台时,应充分发挥专家、政府和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传播渠道,科学选择传播信息,以助于公众形成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态度。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西安市区消费者的调研数据,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的认知程度,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感知风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不同人口特征在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转基因食品知识、社会信任与感知风险呈显著负向关系,对健康的关心与感知风险呈显著正向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与信息接触、媒体信任——关注非形式逻辑认知的全国性问卷数据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缺乏总体的、较为客观的认识.本研究旨在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作总体考察和解读,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两种认知角度,同时探讨公众信息接触和媒体信任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基于5000余份全国性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公众转基因知识认知程度与其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但相关知识的缺乏明显;多数人支持转基因科研,但对技术运用表现出实用主义态度;转基因产品接受度体现创新扩散早期阶段特点;公众转基因"信息渠道接触指数"影响认知,而科普网站等专门的科普信息渠道未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信任指数"影响认知,公众更信任政府官媒;公众信任科学家,但"信源信任指数"的影响未得到验证;公众的媒体信任对转基因态度的影响远强于转基因知识的影响,也说明非形式逻辑的认知角度的重要性.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理论与量表设计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政府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和转基因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为考察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度的形成,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机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演变与核心内容,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消费者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知觉利益、知觉风险所决定;而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市场疏离和食品恐新等一般态度、知觉知识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在借鉴国外学者提示的量表基础上,经过对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计了一个用以验证理论模型的量表。     

高知群体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与态度——基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中国访问学者的调查

采用焦点小组讨论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与态度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高知群体没有主动了解有关转基因信息的行为与习惯,虽然他们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了解程度的自我评价不高,但对转基因技术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普遍较高,同时,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安全性也表现出担忧。对于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态度,受访高知群体总体趋于负面,支持国家发展和推广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人不多。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转基因技术的公众认知问题探究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正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也成为了近年来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热点之一。在科技层面上,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及态度会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社会层面上,公众的认知态度也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导引。本文阐述了公众对于转基因认知态度的现状,并分析认知态度背后的原因,探究当下可能的应对办法。     

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转基因食品的各种争论和分歧,归根结底是社会评价问题.公众作为社会评价的重要主体,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存在以下问题：社会评价主体在观念上认识不足,社会评价机制不合理,公众参与面临语境困境,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明显不足等.为了解决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不足,必须提高评价主体的观念认识,完善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机制,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完善对话的语境,拓展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渠道,促进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从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标准的了解程度及概念的认识状况两方面测度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探究影响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较低,对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标准的了解程度低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本身的知悉程度;消费者的家庭情况、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统计特征因素和非政府组织发育程度、政府监管行为、社会法制环境等市场环境状况因素显著地影响了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     

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标准探究

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食品商业化种植以来,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4年保持快速和稳定增长。同时,围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应该商业化、是否应该标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问题。社会评价标准是进行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重要依据,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产量和质量相统一的标准、效率与公正相统一的标准、利益和责任相统一的标准。三个标准共同构筑了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标准体系。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技术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农业史上运用和发展最迅速的科技,但是这项新兴科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消费者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成为此项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重庆、苏州、武汉6大城市开展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情况的调查与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网络获取信息,科普活动参与度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偏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显著影响消费者认知水平;虽然信息传播、科普活动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程度,但不是提高认知水平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认知,需要科学家、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合力。     

伦理视域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风险评价

中国转基因水稻伦理风险评价可从社会伦理、生物伦理、环境伦理三个角度进行。社会伦理角度的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对社会政治、经济、饮食、宗教等方面的影响;生物伦理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技术,在其开发过程中对生物历史性、完整性、目的性方面的影响;环境伦理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对生物以及生态环境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存在违背环境伦理准则的情况。三者均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伦理难题。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和意义分析

从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社会性距离)在加大、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特大风险等现实性背景,及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前提,即杜兰特认为科学日益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公众有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等,并认为存在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意义,这三个方面研究了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问题。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了解和掌握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做出相关决策。依据重庆市消费者调查问卷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其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以及在食品购买中的参与度和认知度、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以及对从事相关研究科学家的信赖度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进而,提出应加强对转基因科普,增强科学家与公众交流和沟通,以及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提高公信力等措施来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和购买意愿。     

系统信任、风险感知与转基因水稻公众接受——基于三省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城镇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存在区域差异,湖北、重庆分样本的接受度明显高于浙江;从影响因素来看,总体上城镇居民转基因水稻接受态度主要是受粮食安全收益感知、对科技系统的信任程度、健康与环境风险感知等因素影响,分样本比较显示浙江城镇居民的态度较之重庆、湖北受到更多风险感知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农业科技风险管理中注重粮食安全、培育科学自生系统等建议。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大多时候,我们的恐惧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不知情"。对于转基因食品这种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其引发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标识不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机会少,也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的原因。我们应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相关经验,健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加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强化政府信息披露力度和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知情权。     

公众教育观念的内隐结构及现状研究——基于广州地区的样本分析

本研究运用内隐认知的方法,探讨了公众教育观念的内隐结构,并对1 131名公众的教育观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公众教育观念的内隐结构由教育方式、教育期望、教育态度、教育价值、教育认知和学习观共6个因子构成;（2）公众对教育的期望值高,并且对＂教育方式＂非常重视;（3）公众的职业性质、文化程度影响其教育观念：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公众在教育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4）公众的教育观念具有自利性,投射着对自己子女发展的愿望与价值偏好;（5）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对公众的教育观念进行＂双向调控＂。     

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下的传播行为实证研究

本文以问题解决情境理论为理论基础,从风险认知角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传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风险较为担忧,且容易出现影响传播行为的负向的乐观偏差,即悲观偏差;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与食品风险传播行为关系密切以及食品谣言为什么容易产生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