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安全立法：成效、问题与建议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矿山安全法律体系。自2003年以来,矿山事故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但矿山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事故总量偏大;矿山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法律实施效果与立法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修订《矿山安全法》,并以该法为中心,制定和修改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最终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和符合WTO原则的矿山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是矿山安全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浅谈煤矿安全的法规和制度问题

瓦斯事故频发的根源,除人为、落后的技术和设备等因素外,矿山安全法规的不健全或许也是一个严重影响矿井安全生产的因素.介绍了一些国外先进的矿山安全法规,指出我国的矿山安全法规与国外的相比不足之处,并对矿山安全方面法规的修改和制定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以求国家煤矿企业生产安全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     

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新趋势及法律规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外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以迅速地发展,其对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等方面确实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与并购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缺失已对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民族产业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外跨国公司并购的规制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相互配套,所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缓.     

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下的法律观评析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框架下有三种法律观国家中心论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必须而且只能由国家制定和宣示;社会中心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包括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论认为法律包括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制度、社会自发生成的法律制度和介于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之间的过渡型法律制度.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无论哪种类型的法律观,均缺乏本体论上的价值关怀,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跨国并购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以迅速发展,其在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等方面确实起着积极作用。但在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与并购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的缺失已对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民族产业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国外公司跨国并购的规制需要有关的法律法规相配套,所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缓。     

“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检察权的配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

检察权具有制约与监督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一个国家选择的权力控制理论和模式是理解检察权制度目的的理论基础.“三权分立”理论下的权力制约模式是西方国家实行权力控制的有效尝试,注重分权与制衡.“权力一元分立”理论下的权力监督模式是我国实行权力控制的现实选择,注重权力的内部分工与外部监督.正因如此,中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在“原点”价值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长期以来,我国检察理论和实务界逐渐疏远了制度“原点”价值的学术争论和实践探索,弱化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功能.为增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处于更优越的地位,应将检察机关的诉讼权能与监督权能相分离,权力制约与监督相区分,坚持“禁止双重监督”的原则,跳出传统检察权制度的框架和仅限于诉讼监督的范围,回归我国检察制度的“原点”,以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监督为核心重新配置检察机关的权能,走自我完善和自主创新的道路.     

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新趋势及法律规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外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以迅速地发展,其对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等方面确实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与并购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缺失已对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民族产业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外跨国公司并购的规制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相互配套,所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已刻不容缓。     

分散立法:我国企业集团法律制度构建的必然选择-兼论德国法对我国企业集团法律制度的启示

我国企业集团在当前的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如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没有充实的基本法、现行法律法规难以为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等法律问题.为此,本文拟通过对我国企业集团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探求其根源,并借鉴德国的做法,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在法律制度构建上的对策.     

谈和谐社会目标下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重要的战略任务,而国家和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与服务是否到位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目前存在法律法规缺失严重、法律制裁措施不力、农民工个人相关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需要我们在高度重视的前提下采取分层分类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法律宣传等措施推进其建设与完善.     

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政治学思考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和居民收入等方面.这种滞后对西部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的和谐、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都带来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保证在制度、政策和法律上的有效供给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摆脱滞后的路径选择.     

公民行政参与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公民行政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的重要尺度.为此,既需要通过法律为公民行使行政参与权提供制度保障,也需要通过行政参与机制的科学构建为公民搭建有效的参与平台.鉴于我国公民行政参与在立法上滞后、实施上虚置、保障上乏力等困境,应当从促进公民社会发育、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行政参与程序和保障机制入手,寻求公民行政参与的出路.     

当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完善

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要素的结构性矛盾、社会运行要件的功能性矛盾及社会运行机制的失调性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对法律制度存在的制度缺陷加以深入的考察,充分汲取传统中国调处社会矛盾的宝贵法律文化资源,并借鉴人类历史上及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相互协调、多管齐下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包括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其中,以法律规范为核心的制度规范体系处于中心地位.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法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关键在于加强法律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司法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从支配到对话:国家权力在农村村落的运行轨迹

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控制,由全面直接控制,到通过"和型体制+赢利性经纪"的控制,再到当前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来保证和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是两者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研究——基于温氏集团和三鹿集团案例比较分析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在生产安全优质农产品上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建立综观控制体系、依法组织生产加工、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关系以及社会公众监督是农业龙头企业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证.     

论农地使用权制度

一、我国农地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的农地法律制度几经变革,以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根据我国现行的<宪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土地制度采用一元制--公有制,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两者具有各自的独立地位,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地位,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其通过承包合同达到所有权的实现,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所谓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集体在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于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的由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私自抵押、转让等.立法现状已不科学,存在立法冲突,现实操作也极为复杂,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度的障碍须通过立法解决.     

论危险个人法律控制的基本价值目标——从劳动教养制度改革谈起

危险个人的违法行为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只有对其实施有效的法律控制,才能减少犯罪,保卫社会安全.危险个人法律控制的基本价值目标体现为自由和秩序.自由是危险个人法律控制的核心价值目标,而秩序是危险个人法律控制的基础价值目标.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和谐统一关系,而非必择其一的对立关系.     

惩罚与预防:安全生产之刑事规制

安全生产问题是我国重要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后对其刑事规制逐渐趋于严厉。不过,安全生产的刑事规制一向更侧重于事后的"惩罚"而忽视了事前的"预防",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也有不合理之处。尽管近年我国安全生产呈好转趋势,但尚未从根本上实现对安全事故的有效控制,当前仍应保持适度"从严"的规制路径,立法应秉承惩罚与预防并重的理念;通过增设危险犯彰显刑法的预防功能,增设单位犯罪和罚金刑、内部干预等处罚措施以完善刑事法律制度;厘清相关生产安全犯罪的界限,正确看待生产安全犯罪的刑罚力度问题。     

排污许可制度下的企业环境责任

排污许可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环境管理基本制度,是法律对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行为提出具体排放标准要求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以约束排污者的监管措施。但是,排污企业在获得排污许可证后并不可以任意排污,排污许可制度下企业承担环境责任需要法律的约束与自律并行。在严格遵守法律约束的同时,建立自律机制,尽量减少排污的数量,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前提,是其生产经营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环境正义与环境效率的具体彰显。为此,首先需要企业更新理念,将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内化到经营理念之中,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效益最大化。其次,政府要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企业环境报告制度,加强社会公众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情况的了解和监督。再次,政府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有效衔接,在项目规划阶段有效预防,在企业运营阶段有效监管。最后,要加强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治理,改革排污收费相关制度,在法律法规上健全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制度。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