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文学翻译的诗学观——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两个中译本个案研究

在对奈达"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借助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和法国梅肖尼克翻译诗学理论,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韩少功、许钧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进而在创造的层面上对文学翻译的性质加以探讨,得出文学翻译不是再生品而是新生品的结论。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

俄国形式主义有两个基点:一是类比于语言学,从所谓“绝无争议的材料出发”,一是坚持诗学的艺术本质,于是对“词汇的艺术作品”的研究,乃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俄国形式主义所称理论诗学的研究是侧重在语音、韵律、词法、句法与词义这个方向上展开的;然而,即使在俄国形式主义共时态的理论诗学的范围中,也仍然有着历史观念的渗入。材料、程序、风格,这三个词大体构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一个最简括的基本的概念系统。俄国形式主义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两点主张:一是用形式消灭内容,二是将内容归结为形式。     

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文学性”与“陌生化”

本文探讨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即“文学性”与“陌生化”，对陌生化原则在诗歌语言、叙事文体及文学史观诸方面的具体运用进行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所提出的方法论和美学原则给后起的批评流派以深刻的启迪，但与其理论优势共生的缺陷也必须加以重视     

论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自从出现文学史这种记载文学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以来,国内外各类文学史著作数量之多编写体例之杂芜、混乱已非同一般。但文学史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史书,其性质、写作方法等如何,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至今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有人甚至奉为圭皋。该书从不同的侧面详细探讨了文学史的性质、文学史的写作方法等,在阐明自己文学史观的同时并指出了某些已有的文学史观的错误。韦勒克文学史观的理论继承了艾略特所开创的那种从历史的维度、宏观且动态地考察文学作品的传统,而且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他的包括文学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文学史观,就是在综合了艾略特与兰瑟姆的本体论诗学和艾略特的“有机整体观”以及“非个性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并发扬光大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韦勒克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是在对文学这种意向性存在的“经验客体”进行的批评中,归纳或“提炼”出表达“决定性结构”或价值体系（包括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的文学理论,然后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以文学系统内的、“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的前后逻辑关系,在综合通过读者、批评家等人头脑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构成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当然,韦勒克文学史观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从总体上看,韦勒克对文学存在的认识是偏颇的;其次,韦勒克的文学史观中其实还杂糅了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最后,韦勒克的文学进化观也是值得商榷的。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说到底,其实还是坚持对文学内部的研究,而不是与其相关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史的或心理等背景的研究,没有超出“新批评”对文学的认知范围。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从理论诗学到文学史研究——关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再思考

俄国形式主义是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从历史维度来追寻俄国形式主义的演变轨迹,揭示其从理论诗学到文学史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清某些理解上的误区,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和评价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得失。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理论旅行与话语归置：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

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近40年的理论旅行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完成了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再到文艺批评的理论杂糅过程,并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方式实现了话语归置,最终导致生硬的理论催生、明显的理论研究跨界现象、突出的理论的强制阐释等现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充分融入“理论的全球化”过程。但经过了理论旅行、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之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缺乏问题方式与思想表达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思想板结状态,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深入当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机制。     

跨越与回归：A.格里高里耶夫“有机批评”的历史命运

A.格里高里耶夫的“有机批评”是俄国浪漫主义批评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学说,代表着19世纪俄国文艺美学发展中的生命诗学路线。这一思潮虽长期被遮蔽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强大社会历史学派批评的光环中而备受冷落,但它作为一股不可或缺的“潜流”从未发生过断裂,而是顽强、执著地发展着并散发着长久的理论魅力,注定要在俄罗斯不同时期引起不同的历史反响。     

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

源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视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文学研究以极大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层面有了不少新变与推进：　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中心,而是以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的衍生为考察重心,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表现出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得以进一步彰显。这些都昭示了“关键词批评”发展的新路向,也显现了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勃然生机和研究实绩。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避免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谨防关键词的霸权化和快餐化。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考辨及新解

简略梳理了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关于“文学性”的论争，提出了对“文学性”的看法，认为其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创作主体的意图、文本特性、接受者的认可。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内涵，构成了“文学性”之三位一体的概念形态。它是后现代语境下由广义文学观生发、提炼出的具有更高统摄力的“文学性”，代表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立场。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二项对立

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和最基本的方法 ,它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是个重要概念 ,它被广泛应用于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诗学和结构主义叙事学。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初探

通过考察俄国形式主义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重点梳理俄国形式主义与庸俗社会学文论二者之间论争的文化、历史、政治背景以及论争的核心问题：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场论争引发巴赫金尝试将二者结合,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启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探索形式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问题。     

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

俄罗斯文学是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苏联文学、以及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总称。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主要表现为文学思潮影响、文学接受影响、文艺政策影响和文学精神影响。影响的长期存在,既有一定历史阶段的国情相似和意识形态相似的因素,也有国别文学彼此影响、交流的内在规律。影响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设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和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几代人的文化价值观。     

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

多年来,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操用英语所展开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美国学界崛起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其中首席学者就是刘若愚。不同于汉语本土的国别诗学研究,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的学术目的,是为了把中国诗学准确地介绍给西方学者,也是为了使中国诗学走出单边的汉语学术语境,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家族谱系,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必须把中国诗学汇通与整合到西方诗学体系中,以此使西方学者能够透过其熟悉的本土诗学理论作为沟通的路径和对话的窗口,来接受与研究中国诗学,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在一种颇具相当难度的汉英诗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中,使中国诗学思想及中国诗学研究走向国际学术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华裔族群的比较诗学研究所操用的是一种杂混的学术英语,其中浸润着来自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的诸种信息,而对中国汉语学者来说,这些学术信息也成为中国学者步入西方诗学体系的路径与窗口。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扩容更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间对话互补关联的研究。新历史主义在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历史表述的非连续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商讨,它将历史诗学推进到叙事历史诗学阶段,造成当代文艺观念的深化与"问题化",成为导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层出不穷的深层动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其超越与局限做了简要阐述。     

“结构主义先生”与奇想文学——重读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奇想:一个文学样式的结构研究》

在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上,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因其突出的贡献一度被理论界誉为"结构主义先生",其于1968年出版的《奇想——一个文学样式的结构研究》便是其早期立足结构主义诗学思想撰写的最为经典的名作。然而,新世纪伊始,托多洛夫对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其中的结构主义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反思。本文通过重读托多洛夫的这一早期经典之作,一方面全面梳理其对于奇想文学文类特征的描述,另一方面全面澄清托多洛夫研究奇想文学的目的。上世纪60年代末,托多洛夫通过否定和批判奇想文学努力确立其结构主义文学观念,但他在努力建构其理想中的结构主义诗学过程中突出地暴露出了自身的种种矛盾,《奇想——一个文学样式的结构研究》充分地呈现了托多洛夫就对包括文学意义等无解问题的早期自觉,重读此部经典,我们就会发现,托多洛夫对于结构主义的反思由来已久。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例如“纯文学”的概念就是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前者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与此相关,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形态,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     

伍尔夫在中国文坛的接受与影响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最初是以意识流小说大师的形象为 2 0世纪 30、40年代的中国接受者所喜爱。新时期以后 ,她更多的是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者形象凸现于中国文坛 ,她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并促进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