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体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于刑法中,但作为指导刑事立法的刑事基本政策,该政策在我国刑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是,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要求看,我国刑法对该政策贯彻还不完全到位,尚有诸多方面需进一步修改、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以犯罪圈和刑罚结构为解剖对象,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反思。主张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将酒后驾驶行为、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将纯道德的无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安乐死行为、客观上不能犯的行为和预备行为去罪化。主张在刑罚结构上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适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     

浅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成为近年来法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此,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该问题:一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二是我国现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三是如何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和谐效应

现阶段的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思想引领之下,强调实行并进一步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作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的延续与调整,将科学地纠正“严打”政策,有效地应对各种形态复杂的犯罪现象,坚持和谐的司法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根本上提高和完善社会主体的道德素质,人文关怀、维护人权自由平等、保障人道主义精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嬗变历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从背景上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反思,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目标的有力回应。     

浅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直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念分析

作为概念,“宽严相济”有一个从统治方略到刑事政策的转变过程,而当下所说的"宽严相济"指的是一项刑事政策,它有着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和理论知识语境。作为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在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刑事政策运行方式、保持刑罚适正性等方面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探究

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和设计通盘移植西方,同时刑事政策长期存在工具主义的倾向,因此导致刑事政策的信仰困顿。当前,我国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由"刀把子"向"大宪章"的转变,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然面临信仰缺失。基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的命题,从情感基础和精神基础两方面建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评估论要

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法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该政策内容的阐释或解析,偏重论理而忽视论证,对政策的贯彻情况和实施效果鲜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忽视定量研究,对政策的研究进路较为单一。本文主张将指标体系引入宽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之中,通过对政策可评估性、评估目标、评估方法等内容的分析,对刑事政策的评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通过方法论的改进使刑事政策的研究更加深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假释由于其对犯罪分子复归社会的重要作用而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我国由于假释制度立法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假释功效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建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扩大假释适用对象,具体假释适用条件,提高假释适用率;完善假释监督制约机制和监督考验机制,以发挥假释的最大功效。     

刑事政策与管制刑改革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影响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沿革,我国形成了内涵特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倡导非监禁刑的刑罚轻缓化的时代背景看,这种刑事政策给有着社会化、家庭化、人道化等特点的管制刑营造了难得的改革契机。在下一步的修改完善中,不但需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来设置管制刑,而且还应当在非监禁刑改革中依法适当扩大适用管制刑。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宽严相济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是宽严有别、宽严有度以及宽严互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有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受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刑事思潮的影响,其人权保障的使命没有得到完全彰显。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中心地位,以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功利性因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应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来发展的方向。     

刑事一体化视角中的宽严相济政策

刑事一体化是刑事法学研究的新范式,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哲学基础,力图打破各刑事子学科之间的理论樊篱,实现建基于研究资源与方法论共享的整合式研究,促成各刑事予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与良性互动。宽严相济政策应当汲取刑事一体化的合理内核,在政策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务践行上贯彻刑事一体化的精神要求,以期国家刑事权得以合理行使,从而达致刑事法治的理想状态。     

论刑事和解的合法性与合法化

刑事和解的兴起是21世纪初年中国刑事司法中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实行刑事和解并不会导致私人复仇的泛滥,也不能说搞刑事和解就是国家推卸责任。刑事和解不仅不违反罪行法定、罪刑均衡原则,而且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正义的精神相契合,刑事和解的兴起并不会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刑事和解也有缺点和局限,弄不好会削弱对犯罪的预防,诱发新的司法腐败,故必须通过相关技术设计来实现其合法化。如何做到既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又将其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乃是立法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应如何认定仍存在争议。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应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作缩小解释,同时应在刑事责任年龄外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对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作进一步区分,以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论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的经济学基础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古老的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社会实现其法制化,不仅具有强烈的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的经济学基础:一方面,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体现了成本收益理论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还彰显了市场竞争理论的本质需要。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特性

刑事司法政策的批判性源自公共政策批判理论。不管是作为一种公共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公共政策批判都为公共理性在公共福利的追求中保留了相当的地位。根据公共政策批判理论,刑事司法政策批判,不仅主张多元的刑事司法利益,而且将多元、普遍的刑事司法批判作为刑事司法民主、进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包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仍然存在突出的批判不足问题。尤其是风起云涌的群众司法批判经常越界,这应当受到法律知识和法治原则的严格规制。